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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紧迫性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首要问题，可以说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所有权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是农村一切经济制度之根本。 如何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有许多认识和方案。绝大多数对当前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的问题有共同的认识，即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产权所属上的缺陷。但在寻找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方案时，就各有各的说法。有的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化，有的主张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在具体方案上，有的提出改造现有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持有产权论，有的提出维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双层经营论，有的提出农村土地按份共有产权论等。本文提出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根本问题是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化。农村土地只有市场化才能解脱农村土地所有权身上设置的种种附加的非经济因素束缚，还农村土地所有权以完整性。 一、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模糊 新中国成立之初，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将从封建地主和富农那里没收、征收来的４６００多万公顷土地无偿地分给了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农民劳动者个人土地所有制。这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变革是一次土地革命。从价值观上来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接下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把农民带入了一个“悖论”的时代，“大家所有”就变成了“谁都没有”。１９５２年底开始合作化运动，如果这时还能按照真正的合作经济模式运行，也许中国的农村会是另一番景象。农民按份持有的合作经济是一种股份制的经济，在自愿的基础上规模化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必然之路。然而，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以后，农村的人民公社成立，财产权与行政权融为了一体。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一步一步模糊乃至虚无。 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通过行政权力使土地公有，把农民集合在一起无法解决劳动计量和监督问题，排斥了剩余权激励，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当人民公社达到公有化程度最高点时，劳动者在开始时的理想激情过度透支后一蹶不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农村集体经济出现了极大困难。１９６２年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强化了生产队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决策权，行政权力从农村和农民中局部退出。 １９７８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二权分离制度的建立。它为土地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开始市场化。在此基础上，自发地产生了许多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模式，为农业增长做出了贡献。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仍然没有解决农民的财产权问题，土地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 现行土地承包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１）农民土地承包权是一种债权，而非物权，不能抵押，加上有限制的流转，因而难以资本化。（２）村干部拥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埋下了公共权力腐败的祸根。（３）土地资源浪费，由于土地关系不稳定引起的土地利用低效率；大量土地转变用途或改变所有权，但农民得到的补偿很少。因此，长期来看，要逐步地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要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 集体所有制是一种模糊的产权关系，理论上一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应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按份分享农地所有权的权利，农民按份共有的农地权利可以合法继承或转让、抵押等。要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使产权关系稳定，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积极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不能直接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重新进行土地发包。 通过固化这种土地按份共有制，逐渐达到土地制度变迁所要求的三个标准，从而使农村土地市场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 二、现行征地制度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我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非常稀缺和宝贵，这就产生了土地利用与管理中的矛盾，成为决策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土地征用问题上。征地问题中的突出矛盾又体现在征地范围泛化，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缺乏一个严密的、能够有效监督的征地程序三个方面。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亿元的代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２００００亿元损失。 我国土地法规定禁止农民承包地转为非农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