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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视野下农民工问题解读摘要：从社会转型视角对农民工问题的解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农民工劳动契约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说，原来单位制所承担的经济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弱化，其后果是原来单位内可以化解的劳动争议爆发出来；发挥有机整合功能的社团组织和职业共同体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组织维权更多的是采用基于血缘、地缘维权的方式。其次，是契约环境的转型，即从熟人社会的契约环境向陌生人契约环境的转型，其困境在于熟人社会的“场域”缺失与关联博弈的断裂，导致契约的社会声誉机制弱化。第三，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利用机制来说，是从完全依赖“强关系”网络而生存，转向更加重视利用“弱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 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民工问题；解读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5－0100－05　收稿日期：2009－04－06 一、社会整合机制转型――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艰难形成 (一)计划体制与机械团结――单位制下的经济整合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 高丙中(2006)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在1949年以前也可以说经历过涂尔干(2000)所说的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型。等到革命成功，涂尔干意义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自然演化的历程就被中断了，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走向规划的路子，于是社会团结的类型成为一种规划的社会团结。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高峰时期单位社会的建立过程。单位社会(路风，i989)是靠国家行政的超强动员和组织能力把结构蓝图赋予社会而造就的，个人被编进特定的单位(党、政、军、企业、事业单位和居委会、生产队、劳教队等)，由单位管理自己的档案、户口，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计，因此对单位有专属的依附性；单位隶属于上级单位，是完成上级单位制定的任务的工具，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是垂直系统的一个环节，而发生横向联系通常要取决于上级的指令和授权。在当时，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许多传神的说法，例如，“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个人在各种表白和书写中以能够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钉为荣。 即使是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也是计划体制下通过单位制而实现机械整合的。中国的劳动力计划配置方式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城镇就业者采取统包统揽、全民就业的形式，新增的劳动者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就业，个人无须自谋就业出路；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采取单一化的企业用工形式，劳动部在1953年规定，经常性工作不应雇佣临时工担任，固定工是企业唯一的用工形式；劳动部对不同地区及不同部门的劳动力进行统一调配和调剂；对城乡劳动力的配置实行分割制度，纳入劳动力计划配置的主要是城镇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一般只有在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而需向农村吸纳时，才成为劳动力计划配置的对象。 张五常认为企业内部关系其实是一组契约关系，詹森和麦克林把企业定义为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里存在隐性契约。当劳动者进入到一个企业中成为该企业的职工，职工和企业就达成一份隐性契约，缔结契约的双方就是企业和职工。对于企业而言，它必须给职工提供一份高稳定性的工作，这种劳动关系是长期的，几乎是终身制的；企业按照工种、技术等级、职务等级提供给职工固定的工资，并且还要给予职工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伤亡抚恤等福利；企业没有自由选择录用劳动者的权利，也没有解雇劳动者的权利，企业必须遵从国家的就业制度录用劳动者，比如政府就业指派、子女顶替、转业军人安置、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等，一般而言，不允许企业解除和职工的劳动关系。对于职工而言，职工拥有权利和义务，在公有制下，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分享企业生产剩余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企业的制度，努力工作。契约多是自我实施的，主要是依靠信誉机制来约束。那些业绩突出的职工可以得到荣誉称号，得到提拔。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对单位的高度依附程度，劳动关系相对简单，劳动纠纷数量少，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赵文骅，2002)。 (二)社会转型与单位制解体――社会整合功能消失与职业共同体的尚未形成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结构的剧变时期。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已经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且第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上升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产业结构的巨变自然导致了职业结构的巨变。而在传统职业体系瓦解的同时，中国大陆还发生了以国有、集体体制为主体的管理体制的变迁，与国有、集体企业共生的单位制出现衰落。原来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单位制衰落，导致了社会整合的危机(李强，2006)。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族、家庭曾经成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载体，但是，在今日中国，当家庭的小型化导致它难以承担社会整合的首要机制以后，当改革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