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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软约束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实证分析【摘要】文章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选择银行对非金融企业贷款额的变动衡量预算软约束导致的信贷膨胀程度，实证研究了预算软约束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受到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预算软约束当期变量与滞后一期变量对银行体系有显著影响，当期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滞后一期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减少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关键词】 银行体系脆弱性 预算软约束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退步，并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披上了黯淡的冬装。金融动荡带来的经济的衰退又一次敲响了银行危机的警钟，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如大海中运行的小舟，随时有遭遇惊涛巨浪的风险。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在渐进的经济转型及制度变迁过程中，我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转轨经济转嫁的风险，是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成因之一。 一、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制度成因 通常，银行体系脆弱性是指银行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的内在属性，是银行体系风险积聚状态。标准的银行体系脆弱性研究框架包括银行体系脆弱性测度，银行体系脆弱与否警戒线划分，以及影响银行体系脆弱性因素研究。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体制的变迁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制度根源，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南旭光（2004）运用Logit模型研究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成因，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既有一般意义上市场性风险，更为突出地表现为转轨时期特有的制度性风险。罗慧英（2007）研究认为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除具有一般生成因素外，还具有鲜明的制度成因。这种体制性脆弱是转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一种制度付费，真正诱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张筱峰，王健康，陶金（2008）认为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是一般意义上的脆弱性与体制转轨的制度摩擦造成的特殊脆弱性的混合物。 二、预算软约束与银行体系脆弱性 在我国，特殊的融资体制、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结构及相应的产权制度是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稳健性的重要制度安排。而特殊的融资体制及政府干预形成的预算软约束现象是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制度因素之一。最先提出“预算软约束”概念的学者是科尔奈。J.Kornai（1979）在研究社会主义转轨经济时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称为“预算软约束”。通常预算软约束是指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政府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当期收益的现象。理论上对于预算软约束导致银行体系信贷风险膨胀研究较多。钟伟，宛圆渊（2001）建立了基于预算软约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数量关系模型，研究了在政府干预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银行和企业信贷失衡导致信贷扭曲膨胀。因此，预算软约束是银行信贷风险积聚的主要原因之一。施华强（2004）研究表明，预算软约束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内生根源，只要预算软约束存在，则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就可以不断积累，银行信贷风险增加。相对而言，由于很难界定信贷膨胀偏离均衡信贷规模的程度，因此预算软约束与银行体系脆弱性之间的实证研究不多。梁媛（2002）研究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预算软约束，认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故采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代表贷款规模的扩张，以通货膨胀率为银行体系脆弱性代理变量，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分析预算软约束引起的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累积特征。 在我国，不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存在预算软约束，私营企业与银行之间也会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只要存在政府干预，或者银行出于自身收益的权衡而不断为企业提供间接融资，二者之间就存在预算软约束，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与整个银行体系之间都会有预算软约束现象。基于预算软约束的银行脆弱性模型表明，企业的信贷规模扭曲膨胀，其信贷规模超过了没有政府干预情形下的合理信贷规模。最优信贷规模偏离均衡信贷规模的程度越大，预算软约束程度越大。然而合理的信贷规模很难确定，因此，各种类型的企业与银行体系之间存在的预算软约束行为研究困难较大。通常，银行体系提供给非金融企业的贷款额可以衡量企业从银行体系获得的间接融资数额，表示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规模的大小。银行出于自身收益大小的考虑，以及在政府的干预下，一定会对先期发放出去的贷款不断快速追加投资额，以减少损失的发生概率。因此，如果银行体系对非金融部门的贷款数额增加过快，可以认为企业以超快地速度获得了超额的贷款，以往的贷款合约的硬约束程度减少，表示预算软约束行为的发生。因此，银行体系对非金融企业贷款的增速可以用来了不同类型企业与银行体系之间的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