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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宏微观经济分裂下市场及政府关系探究 　　西方有关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及其政策实践，对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宏微观经济分裂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自现代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支配地位确立以来，在如何认识市场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就始终存在着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争。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亚当·斯密认为，在利己心的驱使下，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必然会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P27)因此，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充分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任由市场自发调节。 　　政府的作用只是充当好一个“守夜人”,维护国防和市场秩序及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斯密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1](P28)自斯密之后，李嘉图、萨伊、穆勒、巴师夏、西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哈耶克等，基本上都继承了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不过，这一阶段也不乏政府干预的倡导者。如西斯蒙第、马尔萨斯、李斯特、凯里等，都基于他们本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尽管存在着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但市场自由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并指导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实践。 　　20世纪30年代，鉴于占主流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对当时的经济大萧条无法进行合理阐释并提出有效的应对举措，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主张政府干预的需求管理理论，就逐渐取代了市场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并在二战后的约20年的时间里，指导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实践。凯恩斯指出，西方市场经济的“显着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P321)市场是无法解决这类问题的，因此，如果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则会导致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进行政府干预，这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同时又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凯恩斯的理论经过他的追随者的诠释和补充，发展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着名学者有：汉森、希克斯、克莱因、莫迪利亚尼、帕廷金、萨缪尔森和托宾等人。在此期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模型化，不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模型其核心论点是一致的：政府干预是必要且有效的。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和倡导市场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指出：“从根本上来看，结论只有一句话：不存在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对自由市场的全面利用的替代物。”[3](P38)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无法对西方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作出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困境。于是，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各种主张无须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竞相兴起，并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得主流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各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并失去了主流地位，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被完全抛弃，仍然有部分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衰退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和理论，对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面对导致经济持久性衰退的巨大冲击，由于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太慢，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日益受到重视，并在西方国家的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 　　西方有关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及其政策实践，对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论断以后，有关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争也日趋激烈。 　　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中，无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西方还是在当代中国，在认识和对待市场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基于不同立场的不同学者或学派的理论大多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一面，有意或无意地对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统一的一面视而不见。显然，这是相当片面和不够客观的。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市场和政府及其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微观经济层面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