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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法经济学特征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9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从案件受理、审查、执行和新旧规定衔接等程序和实体方面，对人民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了具体规范。根据《规定》，征收补偿决定出现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①《规定》确立了涉司法拆迁房屋征收的公平补偿原则，但法律原则在案件裁判、执行过程中一般不能直接适用，须制定法律规则，明确适用标准，方能产生实际影响。实践中，科学合理地确定征收补偿标准具有现实意义。 　一、问题探索与回应 　当前国内房屋拆迁纠纷呈现出四个主要特征：发生纠纷的被拆迁人趋向组织化；纠纷类型高度集中；被拆迁人败诉率高；涉房屋拆迁案件的信访率高居不下。[1]客观而言，拆迁是有利于拓展城市生存、发展空间，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那么拆迁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质疑甚至是反对之声呢？其实，许多反对拆迁的人并非反对拆迁本身，而是对一些野蛮拆迁等不法行为以及安置、补偿条件的不满意，这才是学界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之关键。[2]从实践情况看，大部分征收、征用纠纷的争议焦点并非征收、征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是相关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补偿到位的及时性。[3]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频繁发生的房屋征收补偿纠纷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阻碍之一。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城镇化建设重心亦逐步转移到西部，旧城改造逐渐加速，随之而来的是法院接收拆迁案件的逐渐增多。以西部某基层法院为例，2010～2013年，该院共受理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案件、执行案件1812件，审执结1780件（见图1）；其中，依法强制执行102件，经协调后当事人自动履行662件，自动履行率达866%。通过司法工作，促成大量被拆迁户搬迁（见图2）。可以说，西部某基层法院所审查、执结的司法拆迁案件，具有典型意义。通过法经济学视角分析西部某基层法院2010～2013年所审查、执结的司法拆迁案件，有助于明确公平补偿原则，细化征收补偿标准。 　上图说明西部某基层法院，2010-2013年，共受理并结案的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案件共计1780件，其中审判案件比例较大。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经协调后当事人自动履行的案件比例远远超出强制执行的案件，这就说明通过司法工作，大量促进了拆迁工作的进展。 　二、征收补偿的法与经济学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G.卡拉布雷西、R.科斯、波斯纳等人，他们主张将经济分析法运用到法律领域，以解决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它的理论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活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4]（P1）此处的自我利益不应与自私自利混同，他人的福利也可能是个人追求的满足。并且波斯纳也是以人是理性的、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利益者这一假定以及从中推论出来的基本经济概念作为他的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 　（一）科斯定理与拆迁模式的互应性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成本、制度、产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和欺骗，并在这种交易上达成一致协议，那么，这种交易就属于有效的。[5]（P137） 　经济运行过程中，若交易成本为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事实上，交易成本普遍存在于经济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庞大的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资源的有效的配置，造成市场失灵。此时，一种制度安排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果是不同的，要使法律的调整作用实现社会最优，应当选取交易成本最低的法律规则。 　征收人在决定征收时，天然的具有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刺激，因此，由征收人单方制定的补偿标准通常是不公平的。被征收人天然地认为征收人单方制定的补偿标准过低，顺利交易会为征收人节约很多的成本，否则征收人不会奖励按时自动搬迁户。而如果他拒绝交易，征收人将失去所节约的成本，若该成本大于被征收人的拆迁补偿要求，征收人可能会答应被征收人的要求。在我国，征收人通常是政府等行政部门，而被征收人是普通居民，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对房屋进行征收，其制定的谈判规则通常是无效率的，正当交易就无法进行。从法经济学视角看，房屋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巨大交易成本以及谈判规则的无效率是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假设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