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新华字典》推上被告席.docVIP

我把《新华字典》推上被告席2006年8月9日，我一纸诉状递进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状告《新华字典》差错率高于1／10000是本“问题工具书”。由于《新华字典》4亿册的海量发行和全社会使用的普遍性，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共同关心的是三个问题：一是“你为什么要把《新华字典》推上被告席?”二是“《新华字典》有差错难免，你告它有理吗?”三是“《新华字典》是经典品牌，你能胜诉吗?” 2006年12月1日，婺城区法院一审判我胜诉。 第9版《新华字典》的错误率为“零” 我出生于1950年，是捧着《新华字典》长大的一代，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1998年，我的外甥在一次语文会考中将“你又出丑了”的“丑”解释为“洋相”，被老师扣了2分，他耿耿于怀。他问我：“出丑不就是出洋相吗?但老师说《新华字典》解释得很清楚：出丑的丑是厌恶的，可耻的，不光彩的之意。到底出丑的丑是什么意思?” 虽然自己由于对语言学知识缺乏而无法回答外甥所提的问题，但外甥的发问却使我对《新华字典》的释义产生了疑惑，从而促使我要对《新华字典》的释义作一番研读分析。 1999年9月29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4000字专门写《新华字典》的长文，题目是《一本错误率为琴的书》：“据商务印书馆一位负责同志介绍，在前不久的一次严格的大规模图书检查中，第9版《新华字典》的错误率为零!” 我反复读这篇文章，潜意识里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我想，一本正文653页、收字近万个、全书60多万字的《新华字典》，怎么可能错误率为零呢?我以为，这样的炒作，既不利于《新华字典》自身的修订，更是人为地使广大的《新华字典》读者掉以轻心，坠入盲目崇拜的陷阱。 当年12月，我写出了《可怕的“零”错误率》和《我看98年版》两篇文章投寄给报社，泥牛入海无音信。 围绕《新华字典》我写了8都书稿等待出版 我想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语言学知识贫乏，佐证资料缺少，从而影响到所写文章的质量。于是，我先后买回了数千册四书五经类的古代典籍和全国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字典和词典，以及专家学者的语言文字类论文专著，日以继夜地给自己“充电”。 2001年2月，我写了《经典与失误――浅说新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释义》一文。既寄给了《新民晚报》，也寄给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3月11、18日，《新民晚报》分两次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2001年3月23日，我收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表示感谢的来信：“20类问题，我们均已一一研究过。其中有一些意见我们修订《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辞书时将酌情采纳，其他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也将作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参考。” 文章的发表、商务印书馆的感谢信，这两件事令我很兴奋，也对我质疑汉语工具书产生了极大的动力。 同年5月底，我又写出了近30万字的质疑书稿《＜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义辨析800例》，邮寄给了商务印书馆总编室，表达了希望出版的想法。 寄出书稿后，自己对这几年所做的事进行反思，感觉到一下子质疑三部语文工具书是力不从心的，更不可能读深析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我就调整思路，集中精力研究第10版《新华字典》。 2004年3月，我又写出了近30万宇的书稿《＜新华字典＞释义辨析》，亲自送往北京商务印书馆，交到了汉语编辑室编辑手中。与此同时，也请求他们帮助查找我3年前寄去的书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此商务印书馆就没有了下文。之后，我又先后写出了《质疑＜新华字典＞》、《释义差错分类例析》、《疑义相与―解读第10版＜新华字典＞》等5部书稿，一共近200万字。并于2005年7月7日又将《释义错误例析》寄给了商务印书馆。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亲自给我的来信作批示 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文件《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为不合格。”而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也在附件中有详细的规定：“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每处计2个差错。标点符号差锚，每处计0．5个差错。” 我对《新华字典》的差错进行了分类统计。第10版《新华字典》正文653页、约66万宇。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规定允许最大差错率为1／10000，即66个差错，超过一个就是不合格图书。而现实中的第10版《新华字典》，差错率已高达5／10000以上。所以，我认为第10版《新华字典》是一本“问题工具书”。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知识性差错、逻辑性差错、语法性差错、标点符号差错和体倒不规范之处俯拾即是的不合格语文工具书，却被人作为“错误率为零”、被出版者自喻为“释义准确，例证精当”，存世50多年，发行4亿多册，已成为共和国学生必备、人们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