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黄杨木雕坐相神像(外四则).docVIP

明末清初黄杨木雕坐相神像(外四则) 图中黄杨木雕人物祖宗像，明代官服装饰，其形态，衣饰，脸部等五官相面刻画得细致入微。黄杨木坐像高11．5厘米，宽7．3厘米，厚5厘米，系用黄杨木之一截一剖为二雕成。其武官装束战袍玉带，袍领翻开显露出内穿的铠甲。头戴紫巾朝冠，足蹬战靴，一足下垂，一足横搁，双手握拳式按于大腿两侧。双目圆瞪，一副不怒而威的架势。女相者着女性官服，玉带间映出丹凤补子，如意式的披肩，内穿百褶翻领，曳地长裙，裙底有一双若金莲般的小足。其发型作三层盘髻。发丝组合有条理，穿插在发髻中的簪也清晰可辨，梳顺自然。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很有福态。更突出的是该女相人物的双耳还穿有银质耳环，只是其中的一只耳环年久漫患锈蚀去了一半。人物的雕刻细腻传神，线条圆润讲究质感，刀法生辣中见浑朴，衣饰有一种沉甸甸的下垂感。然后以手指轻轻抚之，其线条刀口有些许楞手之感。 该对黄杨木雕祖宗像由于年代久远屡经摩挲和接受香火，器物的表皮附有一层厚厚的自然包浆，显棕黄色及深咖啡色，色彩古雅，光泽照人。木雕的各种地区风格在清代初期才开始逐步形成，至清乾隆成熟。所以，这两尊雕像从技法风格，形象，包浆来看，应是明末清初之物。从明代初期的永乐、宣德时期开始，郑和七下西洋，明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已经移向了福建沿海。从而促进了当地的木雕，根雕，石雕(寿山石雕)、牙雕、漆器、瓷塑(德化白瓷)等诸多艺术的发展，该对黄杨木雕人物便是在如此的艺术时代背景下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福建永昌。永昌即现今的福清市，亦系沿海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盛产木材和黄杨，山区中百年黄杨皮老色黄，盘根错节，是雕刻的上佳材料。当时永昌的黄杨木雕声誉卓著盛极一时。 与这对黄杨木雕人物连在一起的是一对香樟木雕的圈椅踏脚平台。三件组合系用一块整料雕成。圈椅椅腿处雕有狮面，每椅足处雕一只小狮，乃木雕中之微雕也。长方形的踏脚四条腿亦雕成狮面鹰足。平台分为两层，中间束腰，四角雕莲花瓣纹的柱脚。正面中心镶嵌有一条镂空玲珑细腻的香草龙。人物安坐于平台上的圈椅，足蹬踏脚，显得安稳气派，故可称之神像或祖宗像。 黄杨木雕在清康熙之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产品少，个体小，还必须依附于其他著名木雕而存在。如苏州地区木雕中的黄杨木雕，福建地区木雕中的黄杨木雕等等。直到清末浙江东南部沿海的乐清地区艺人朱子常，叶承荣将黄杨木雕发扬光大，才使它从众多的木雕艺术中独立出来，自成了一种艺术门类。 晚清金质兵部令牌 图中之兵部令牌鸡心形，宽8．8厘米，长10．5厘米，厚约0．4厘米，重115．8克，顶部有一孔，可系绳，挂于腰间，正面作双龙戏珠纹，对称布局，龙头硕人，额头凸出，龙之须发、齿、舌、尾等刻画细致，龙身盘曲作直立状，龙鳞如鲤鱼鳞，诸龙爪均紧抓住一球状物，牌之中心部位有一凸起之纵向长方形上单刀阴刻楷书“兵部”二字，其余空隙部他，亦对称的布置了火焰纹和卷云纹，周边是(圆弧状)的灯芯包边，牌中除凸出的纹饰外，地子作细细的刀凿“芝麻地”。背面亦然只是牌的中心改成一个拱花的在斜置正方形(菱形)面上有一个双钩楷书“令”字，十分醒目。此牌金光灿烂，手感沉重，系用两块金片加工焊接而成，扣之声音“拍“拍”然。 金器不仅代表财富，而且还被用来作为身份的象征。在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金器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尊严和维持秩序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该块晚清时期的鸡心形兵部令牌，从工艺的角度上可以反映出清代金银器一味追求华丽的倾向，其造型，功能趋向多样化，纹饰则繁密瑰丽，其格调高雅，富丽堂皇，加工精致，绚丽多彩，可用“精细”二字来概括。其次，再来看该金质兵部令牌制作使用的年代。令牌鸡心状，反映了军令须深入人心。军人对待统治者也须献出如金子般的赤胆忠心。该令牌中的云龙的样式特征反映出了晚清时期即同治、光绪年间龙的款样的时代风貌，亦与同时代景德镇所产官窑瓷器中所绘的龙的图案以及景泰蓝，绣花龙袍上龙的图案出自一个版本。据多方面了解和考据，该令牌出自安徽的安庆地区。在晚清统治年间太平军与湘军大战于长江中下游的皖南，九江，安庆直至南京一线，并建立了长达近十年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而安庆则是清政府湘军、淮军(即兵部)的重要据点，该令牌当系此时的清军兵部之物。它的制作也与皇室的金器制作一样要么产白宫廷造办处的金玉作，要么系地方督抚所贡。当时所贡的金器称之为贡刀。从该令牌所制作的风格特征来看，它生产的地区应是在江苏扬州。 金器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往往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该晚清兵部金质令牌的审美价值，以及它的历史，工艺和人们某种观念所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 云根一片洮河砚 我们面前的这只砚台长20．5厘米，宽15厘米，高6．3厘米，虽呈椭圆形状，却也十分气派。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