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成长中的“应当”和“必须”.docVIP

理性看待成长中的“应当”和“必须” 　　《语文学习》2015年第12期刊登了杨先武先生的《从〈孤独之旅〉看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以下简称“杨文”），从人物的成长角度，杨老师认为人为制造的苦难，给杜小康带来的是摧残；孤独给杜小康带来了精神折磨。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杨老师认为，杜小康的“不抵抗”泯灭了人的抗争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沉沦”。从教学行为的角度，杨老师认为，许多授课老师在“苦难使人成长”的主题影响下，或误读，或诱导，会使学生在人生道路上重蹈“孤独之旅”的悲剧。笔者认为，杨老师首先否定了苦难和孤独对于成长的意义，只是探寻苦难和孤独的现实来源并对其进行表象批判；其次抬高了小说中人物的使命，认为“不抵抗”就是弱者，这一单向性的认识，过于简单，否定了人生境遇中退却的存在意义。甚至预见“挑战困难的训练”的意义大于“孤独”本身，“不该遭受的苦难”不应该重演，将孤独简单定义为苦难，并提出挑战和战胜，这种美好的愿景，剥去了小说内在的合理性，让小说成为某种教育意义的来源，实为不妥。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正视杜小康们成长中的“应当”――“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 　　在杨老师看来，杜小康辍学放鸭子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杜小康的辍学是因为杜父的过失和自私，以及杜母的不愿承担。这种迁怒于他者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断章取义的阅读方式所致。试问，杜小康在“红门”显赫一时的时候，锦衣玉食的生活，“男神”般的存在和骄傲，他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长启蒙中有无过失和自私？在芦苇荡杜父温情地和儿子谈着“胸中的未来图景”，连杜小康也开始“非常喜欢”那一群可能重振杜家的鸭子，杜父是面目可憎的？小说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的动态变化，人物性格在环境局限性中真实暴露，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生活的必然。其次是简单的因果推论所致，“这场灾难全部是因为杜雍和的过失酿成”，什么错误？杜雍和就是个油麻地的小商人，喝酒导致撞船，精明过度，只能靠红门撑足面子？事实上，油麻地的这一代人的身上或多或上都有这样的时代的烙印：桑乔的喜功，白雀爹的贪慕，谷苇的世俗。我们更应该引导学生理解小人物的命运，反思人生存的意义价值，而不是用这种寻章摘句般的寻找杜父杜母“罪证”的思维方式，对杜父杜母进行口诛笔伐，藉此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如果语文课堂多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意义重建，是意义颠覆，还是意义丧失？ 　　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去了解杜雍和这个人物对杜小康的影响，但是不可以去过分强调这个人物对于杜小康的“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杜小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更是一个与周围世界联系的人。他的成长意义在于他的独立性的获得，他如何与曾经熟悉的唾手可得的丰富的物质世界隔离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获得什么？他会失去什么？他的生活意义在于他的联系性，他和油麻地的小伙伴，和油麻地的大人们，和学校书本课堂都渐行渐远，他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自己如何认识这种得与失？这也许才是重点，也未尝不可以成为开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草房子》中的孩子都在承受“成长意义”和“生活意义”，秃鹤的秃头让他曾经失去整个世界，纸月的身世让她飘落江南，细马一度拼了命想离开，杜小康的突变境遇，桑桑的恶疾……大人们何尝不是在承受呢，蒋一伦的爱情伤逝，白雀遇上了俗不可耐的提亲者，桑乔不愿意启齿的猎人经历，秦大奶奶的栖息地失而复得，温幼菊的“药寮”，杜家的天灾人祸……这些是经历，是故事，是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的必须？曹文轩先生在《追随永恒（代跋）》中说：“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①曹文轩认为，即使在当下，人在生活中，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在杨老师看来，书写者和解释者对生活的悲剧性理解都成了一种“宿命”论。那么，带有悲剧意义的生活价值在何处？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苦难就是一种宿命呢？首先，缺少“我配不上我的苦难”（索尔任尼琴语）之自省意识。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直面苦难的人生往往与世俗社会成仁成圣的价值观相对接，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就是草芥人生的代名词，在人生苦难中找到了外界的精神认可和精神评价，苦难才配得上意义和价值。其次，我们忽略了人成长的过程中苦难与成长的自觉生发的过程。大江健三郎在《致新人》中讲述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处情节的设想，“发表深切怀念死去少年的石头旁演说的阿辽沙，十三年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听演说的少年后来怎么样？”②，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回忆带到生活中去，他会一辈子得救”。③ 　　二、孤独是人的“必须”――对“孤独”本质理解 和“孤独意义”的合理阐释 　　杨文认为“对于心理承受较弱的未成年人，最害怕的是孤独”，进而推断出“杜小康在“孤独之旅”中得到了锻炼，但他受到的精神伤害是难以抚平的。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