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透析.docVIP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透析金融监管的协调已经成为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自2003年以来，关于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进展不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设立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2004年的“三会”模式，第二种是“一行三会”的“1+3”模式，第三种是“1+3+X”模式，由一家非监管部门牵头，成员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组成。事实上，叫什么名称、采取什么模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国这种部级之间的协调机制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背景下，需有机制方面的考量，有必要去分析监管协调的难点，继而针对性地提出制度设计的原则。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难点分析 各监管部门的利益 各监管部门在监管政策上的协调之所以缺乏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监管者的利益所在。各金融监管机构除了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规范经营和防范金融风险外，还有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发展的职能。这与中国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是一脉相承的。以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这种监管格局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自实施对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及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从监管经济学的理论来讲,监管者是存在监管利益的，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直接决定了该监管机构的权力大小以及权力范围。 监管机构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来规范业内机构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尽量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鼓励被监管对象积极创新业务，拓展业务范围。监管单位竞相出台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管理办法，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管竞争。尤其在业务交叉领域，容易导致相同业务的监管规则各异，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推动，势必影响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之争。监管职能如何划分、利益如何分配，则取决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改革主导者之间的博弈结果。如果不存在协调机制，由于监管部门拥有对监管对象的人事决定权、经营监管权，完全可以独自决定行业的政策、发展规划等事务。因此，各监管部门觉得一旦把这些事务的决定权提交到监管联席会议上去讨论，会削弱自身的权力。另外，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在监管者看来，家庭内的事务完全可以在内部解决。事实上，这种解决的一个代价就是忽视了监管成本，没有考虑到监管效率。而且，监管者只要保证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能够达到监管目标，至于那些监管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明确是否属于自身的监管责任，也就不必付出多余的人力物力。 缺乏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 举凡建立协调机制，无论从国际间来看（如G20、G8、上合组织、金砖四国）还是从一国内部（如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间协调），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具体包括：一是协调机制建立的目标明确；二是协调机制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或者是形成一定共识且能够在框架内一致实施；三是协调机制本身对成员具有一定约束或者激励；四是协调机制的形式确定以后，会明确要求参与各方的级别；五是机制本身要有持续的推动力才能保证逐步达到效率。 中国从2004年开始提出要建设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当初提出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形式上比较松散，也不具备议事和决议权力，尤其是在该机制本身的制度没有得到明确和完善的情况下，监管不协调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在于： 协调机制的目标不够具体。2004年签署的《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提出了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人”理念，原则性地提出“在监管政策、标准和方式等方面认真研究、协调配合、加强管理”。这种原则性的目标，实质上只是提出各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协调配合，而没有直指协调的最终目的。在今天看来，协调的目的应该是从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出发，应该是着眼于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管理。因为分业监管的现状基本上可以解决各个机构的监管问题，即使没有协调，对各自机构的监管仍然处于正常运行之中。而一旦涉及到宏观审慎监管问题，恰恰就是现有监管体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监管与宏观监管结合起来，并且将这种监管责任落实到相应部门，并且对监管者采取相应的约束机制，这样一来监管者必然产生内在的与其他监管部门协调配合的要求。 联席会议的级别注定无法取得协调效果。联席会议推行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各部门之间在监管工作中的问题。按照常理，这种工作应该提交到国务院层面才可能达到实际效果。要想在未达到国务院之前就能够取得协调效果，除非赋予其发布决议的权力，并且这种决议能够得到各部门的贯彻执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制度上的保证，明确在处理监管空白领域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等问题上必须经过联席会议讨论。这种制度可以通过立法形式，或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