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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干预下同伴教育摘要　作为一种健康教育模式，同伴教育已被广泛应用于吸烟劝阻、酗酒干预、艾滋病和犯罪预防等诸多领域，上海市P镇的禁毒社工也尝试通过“女性戒毒沙龙”活动将同伴教育模式运用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较之于国内其它省份的实践形式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干预是上海戒毒同伴教育模式的最大亮点，但上海的这一模式目前也面临着同伴教育形式化、骨干组员能力提升不够、操作细则有待完善等发展瓶颈。 关键词　社会工作专业干预；同伴教育；女性戒毒沙龙 中图分类号　D917.6　文献标识码　A 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年龄、相似生活经历与社会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而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大量研究及实践证明，同伴教育在增强信息传递的可信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促成失范行为的修正等方面是其它传统教育方法所无可比拟的。近年来，同伴教育已被广泛运用于青少年、老人、妇女以及其他特定人群的生理保健、疾病康复、窗体底端AIDS等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以及酗酒、吸毒、自杀等行为或问题的干预。 一、西方同伴教育的研究及其在戒毒康复中的应用 同伴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如同学、朋友、病友)关系，因而便于通过人际交流与信息反馈，相互分享生活中有用的经验和做法。Turner和Shepherd的研究就证实同伴教育对个体行为改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1)较之于传统方法，其成本低，效果更好；(2)它遵循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分享知识和技能的方法；(3)同伴在传授信息方面比专业人员更有优势，因为人们更认同他们的同伴；(4)同伴能充当正确行为的典范，影响受教育者，也会使同伴教育者自身受益；(5)能用来教育那些运用传统教育方法难以接近或奏效的人群；(6)同伴与受教育者的持续接触能强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 美国“凤凰村”的创建是同伴教育应用于戒毒康复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68年，12名曾有过吸毒行为的人自发在纽约城租赁了一幢建筑物的顶楼居住下来，居住成员通过相互鼓励与关心，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修复他们因长期滥用毒品而变异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这种方式逐渐演变为后来闻名于世的戒毒康复治疗集体――凤凰村。另外，美国的吸毒者匿名互诫协会、田纳农戒毒康复中心等组织或机构也采用类似的同伴教育方式来帮助吸毒人员战胜自我、戒除毒瘾。 西方一些国家在推行抵制药物滥用教育方案过程中，也在学校、娱乐中心等场所广泛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这些方案常常以成年组为配试组或合作对象，重点在儿童或青少年组之间公开讨论毒品滥用行为的危险性和替代方式，或构建积极的群体凝聚力、归属感和交往技能，从而帮助个人戒除毒瘾，恢复其正常的社会功能。 二、国内其他省份的戒毒同伴教育 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而言，中国内地的同伴教育起步较晚，总体水平也不高。在上海以外地区，比较典型的戒毒同伴教育模式有以下两种： (一)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中的同伴教育 云南戴托普治疗社区创建于1998年，是中美合作的产物。该社区充分发挥居住成员集体和小组的力量，借助早会、对质、宣泄、艺术情感和职能工作等形式，来实现戒毒人员生理脱毒后的心理预防、行为矫正、能力培养和人格重塑。戒毒人员通过在治疗社区里生活一年半载，逐渐恢复其自尊、自信和责任感，矫治其因长期吸毒而形成的懒散行为，为其回归主流社会做准备。云南戴托普社区的同伴教育模式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但其运作成本高而吸纳容量有限的性质制约了它的更大范围推广。另外西方的文化理念如何更好地与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调和、缺乏合法有效的强制性手段所导致的治疗高脱失率也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民间自发戒毒中的同伴教育 2003年3月，居住在贵州省贵阳市三江农场、已成功戒毒多年的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开通了一条“(戒毒)爱心屋”的咨询热线，通过坦诚交流帮助那些渴望戒毒的人树立信心、战胜毒瘾。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批自愿戒毒者先后慕名来到三江农场，主动同他们夫妇结伴生活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生的动力。“爱心屋”没有紧锁的铁门，也没有戒毒用药，只有彼此的鼓励、关怀与监督所形成的“磁力”，这种“磁力”拿吴顺国的话来解释就是：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赋予了自己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感最后变成了他戒毒的动力与压力。自2003年初创建至今，在“爱心屋”中曾接受过帮扶的六十余人中，有9人多年没有复吸，18人正在接受帮扶，并且状况良好。较之于强制戒毒的复吸率而言，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但“(戒毒)爱心屋”目前也面临着工作随意性大、缺乏专业化指导和长效性机制等诸多问题。 三、社会工作专业干预下的同伴教育：上海戒毒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