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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俞越 金融期货离我们很近“金融期货”――大多数投资者听到这个词的第一感觉是太高深了。金融本来就挺复杂的了，再加上更专业的期货，是够让人头疼的。不过就算怕，你也躲不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在4月15日起正式施行，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对金融期货作了明确定位，为金融期货的推出清除了“路障”。而股指期货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投资者即使不亲手操刀投资这一金融期货品种，也必然会受其冲击。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就金融期货的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在他眼中，金融期货非常重要，它是中国金融市场迎接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也是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有力武器。尽管听起来金融期货很高深，但当你了解了它的禀性脾气，会发现它还挺可爱。 目前，不完善的利率形成机制及收益率曲线的缺失严重干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国债期货推出有助于推动、完善或者是找到一个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 股指期货一旦出来会将占到中国整个期货市场交易量的60％~70％，但这个比例并不表明现有的商品期货就萎缩了。商品期货将会伴随着金融期货的出现还会增长。 国债期货本应该先于股指期货推出 钱经：股指期货最近成为资本市场的焦点所在，金融期货也有了正式的“名分”，这意味着什么？意义何在？ 胡俞越：就像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市发展的重要性一样，股指期货推出也必然会导致期货市场的变革，标志着金融期货时代的来临。但意义远不止如此，股指期货有助于解决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根据有关模型测算，中国股票市场总风险中系统性风险所占比例达40%，远高出国外发达国家股票市场25%的平均水平。如果不借助于股指期货这一有效工具进行规避，风险长期积聚起来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 一直以来，股权分置、场内场外发展不平衡以及“重股市轻债市”，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弊端。在当前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更加巩固改革成果。下一步，场内场外发展不平衡和股市债市不平衡的问题应当破题，以此来全面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的问题。 钱经：股指期货是发展金融期货的排头兵，那么下一步还将推出哪些金融期货品种呢？你好像一直在呼吁国债期货？ 胡俞越：是的，我甚至觉得国债期货应该先于股指期货推出，但现在来看是不可能了。国债期货牵扯到的部门利益太多，而股指期货反倒简单些。 目前，不完善的利率形成机制及收益率曲线的缺失严重干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国债期货推出有助于推动、完善或者是找到一个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 各国央行通常运用“三大法宝”实施货币政策，即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利率进行间接调控而不是直接调控，而其中最灵活有效的工具便是公开市场操作。 尽管2004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严重缺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最终，央行只能求助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直接调整利率进行宏观调控。今年已经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现在看起来效果不明显。所以推出国债期货对解决国内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内忧外患”会起到很大作用。 钱经：除了国债期货，还有哪些金融期货品种值得关注？去年8月27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了人民币期权期货产品，在国内还没有类似产品吧？ 胡俞越：外汇期货期权产品也是我们应该积极筹备的。我相信人民币的地位将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我有一个大胆的判断，到2020年的时候，人民币将会继美元、欧元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2010年的时候，人民币就可以成为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定价权旁落他人，我认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CME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去年它还兼并了同在一个城市的另外一个交易所CBOT，成为了国际期货市场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交易所。它之所以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产品，就是看到了人民币地位将上升这一点，尽早布局。 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都面临定价权的问题 钱经：近两年，类似这种针对中国指数的抢注、争夺定价权的事件似乎越来越多。像去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GX）推出新华富时A50股指期货。 胡俞越：是呀，在这方面是存在前车之鉴的。新加坡曾经抢先推出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香港股指期货、MSCI台证股指期货、印度S＆P CNX Nifty50股指期货，使得日本、香港、台湾、印度等地区市场处于被动地位。 比如1986年新加坡交易所推出了日本日经225指数期货，日本的大阪交易所到1988年才推出，在很长时间内，至少在上个世纪日本的日经225指数期货一直是跟在新加坡的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