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docVIP

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自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始，中国实行的一元化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穿插有数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甚至统治全国的时期，但强大的汉族文化及其以皇权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精神，通过“用夏变夷”的方式，使得这种政体未曾发生根本的改变，而成为世界延续最为长久的政权形式。衙署是中国古代各级政权代表中央行使地方管理职能的办公机构，即省、府、州、县官员的治事之所。作为封建皇权派驻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的代表，统治者基于“民非正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对衙署设置都非常重视。 “县治有署，用以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也。署以表位，位以建政。” “周庐直卫壮观云哉，盖亦肃堂皇之体焉”，“崇墉浚隍，所以守国也；高堂远廉，所以养尊也”等 ，就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典籍中的词语了。故可见，与其说衙署仅仅是行政之所，无宁说更是皇权统治的权杖，首先体现的是国家即帝王的意志，而威慑一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未改变的功能。因此衙署建筑首要的性格即体现皇权威严尊崇。对于建筑来说，体量和位置是体现尊严和地位、气势的重要表情（要素）。衙署曾在各地城市中普遍出现，在城市中最为醒目，其选址在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在严格的封建皇权的制约和传统礼乐精神的指导下，其总体布局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备受关注。 一、择中论和对称构图在中国城市中的体现 中国自秦以来即建立了以郡县制为主要形式的官僚整体的专制国家，国家结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庞大官僚系统，最高统治者是皇帝，通过这个等级制的官僚群体对国家实行全面的控制。作为权力象征的各级衙署自然是这种政治权利形态下的产物，成为国家统治各个地方的据点，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城市布局。中国古代城市可以说是以同心式的二维空间观念上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择中论”和“对称”这两个观念对于衙署在城市中的位置的重要性。 “择中论”的观念起源甚早，《吕氏春秋#8226;慎势篇》就提到：“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指国都），择国之中而立宫”；“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中论在衙署布局中的表现，就是要尽量将衙署安排于城内居中的位置，以表达其庄重尊崇，成为城市中最显赫的建筑群。衙署内最重要建筑“大堂”，同样也要位于衙署内居中的部位，以体现其统率全局的地位，其他建筑则前呼后拥，左辅右弼，成为它的陪衬。 “对称”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最早的审美形态，其意象意义体现为秩序、庄严和尊贵的美。《乐记#8226;乐论篇》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将对称引申到人类社会中，纳入到“礼”的范畴并将其理论化了。基于此，对称自然也是衙署布局中广泛运用的手法。 二、京城 皇宫是京城里最重要的建筑群，其实，皇宫也可以认为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衙署，其在京城中的位置布局与地方衙署一样并更加典型，也依据了对称和择中的方式。“京”字原意为人工筑成的高大土堆，“京城”就是高大的城墙，周代分封建国，王城以下，公、侯伯、子男之城规模依次减小，“京城”就特指为周天子所在的王城了，以后指称为全国的都城。 中国所见最早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记载，是关于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邑规划制度的《周礼#8226;考工记》中提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想见，这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构图：城市轮廓方方正正、中轴对称，宫殿就位在城市的中心 。 在周代，以王城为中心，依与王城的距离，按五百里为度，由近而远，把国土划分为回字状的五圈，称为“五服”，其名称分别为“甸、侯、宾、要、荒”。在这五圈的中央，正是宫殿的所在，更是“择中论”的一种大范围的表现。 事实上，《考工记》的说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美学理想在城市艺术上的反映。统治者追求的理性秩序在这里起了直接的作用，是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现实中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元大都最接近《考工记》所提出的理想，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明清北京是中国城市理想与世界观最为成熟的形式 。 明清北京呈凸字形平面，北部称内城，内有皇城，皇宫称紫禁城，在皇城内纵轴线上，三城相套。太庙和社稷坛位在宫城正门午门前左右。南部称外城（原拟在内城四方都兴建外城，但只建成了南部），其内南部有天坛，内城以北有地坛，东、西各有日坛和月坛，形成外围的四个重点，簇拥着宫城。 三、衙署在地方城市中的显要位置 一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相应的城市规划。中国封建社会在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下，地方城市带有鲜明的封建伦理化的政治特点：城市不仅是一个聚居的地方，更是封建皇朝派驻各地的政治统治中心，为了强化政权，展示正统思想的一整套井然有序的理性逻辑，在儒家礼乐精神指引下，中国城市面貌体现了一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