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营转型应对资本约束困境.doc

以经营转型应对资本约束困境自1991年始的一年一度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议在2005年度选择在四季如春的西南边陲小城――云南省的腾冲召开。凡到过腾冲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感触，这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养生圣地。有意思的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长们来这里是共同讨论和应对15年来最棘手的一个难题――资本约束困境。也许此种反差恰好映射出这些自成立以来就不得不面对诸种困境的中小商业银行的行长们在困境面前的一种态度。事实上，大多数行长在会议期间谈笑风生，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最终，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以经营转型应对资本约束困境。 约束之痛 2004年1月，成立仅一年时间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借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颁布实施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如同一剂猛药，其药力之猛出乎国内几乎所有银行机构的预料之外，特别是包括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新办法带来的巨大的约束之痛。 首先是与老办法相比，新办法关于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严格了许多，其严格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我国的香港地区。如房地产贷款和国有特大型和大型企业保证贷款风险权重均由过去的50％提高到了100％；相应的，银行资产综合风险度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价值1000亿元的资产需要多增加8亿元资本金才能使资本增量处于最低保证水平。在老办法中可以计入资本的项目诸如专项拨备、其他准备金在新办法中均被列入禁止之列，当年未分配利润则被禁止列入核心资本，而香港却仍然可以将未分配利润纳入核心资本。如此严格的标准使本来就并不充分的资本金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发生大幅下降，2004年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要求水平8％，个别银行如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仅为2．3％。 其次是时间表与相应的处罚标准刚性强。所有商业银行于2006年底，必须达到8％的最低要求，届时达不到要求的将在业务、机构、发展等方面受到严格的约束。 其三是资本补充缺口巨大。按照新资本充足率标准，如果不考虑表内外风险资产发生变动的情况，要使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我国主要银行的资本缺口约为2．4万亿元如果要达到10％的稳健水平，资本缺口则高达2．7万亿元。 第四是资本补充渠道不畅通。从外部渠道看，我国资本市场容量仍然极为有限，自成立十多年来，年平均新增量仅为800亿元左右，最近5年里的平均增量也不足1400亿元，如果按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结构安排，股票和次级债券占比约为20％，那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补充的资本约5000亿元，由此即使将资本市场年增量全部用于补充银行来自资本市场的资本缺口，也仍然难以胜任最低资本补充要求。不仅如此，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还受诸多政策限制，如发债和增资扩股不能在同一年；如增发新股，最近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6％，过去三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也要在6％以上等等。银行依靠自身能力补充资本缺口的能力同样令人堪忧，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积累补充资本缺口的比重特别高，大约在60％―80％之间，这主要取决于其高达20％的资本收益率，而我国大多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不足10％，部分银行的资本收益率甚至在5％以下。如此低的经营能力，显然担当不起补充资本缺口的重任。其实，这还只是就存量资本缺口而言，由于我国经济在可预计的时期里要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即使保持7％～8％的速度，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速度至少要保持在16％～18％o的水平，按目前的标准判断，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的最低水平，增量资本补充速度也应保持在16％～18％的水平。资本补充将成为一条漫漫之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与会的诸位行长在谈资本约束时，均用诸如“资本困境”“资本瓶颈”等术语表述资本约束对自己的影响，看样子资本约束的的确确成为与会各股份制银行的“痛”。 天择之道 在空前严格的资本约束面前，行长们何以应对?浦发行的回答是“物竞天择”。浦发行一出此言即引起所有与会者的广泛共鸣。这应该能够反应出饱受资本约束之痛的行长们的一种达观的心态。事实上，银监会的新办法早在一年半前就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希望其做出松动性的调整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奢望；况且新办法也绝不是银监会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综合权衡诸如新巴塞尔协议、WTO及我国银行业现状等因素的结果，尽管存在过严之嫌，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应势选择“短痛”以解“长痛”之忧，应该算是明智之举。 资本市场补充渠道不畅的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本次与会行长圈中，韦杰夫是来自深发展的一名洋行长，也是国内惟一的一名洋行长；此前曾任花旗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对中国与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及其经营环境的差异有其独到的观察和看法，他认为新巴塞尔协议在西方国家获得认同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