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经营架构重组及机制创新.docVIP

农业银行经营架构重组及机制创新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农业银行改革横跨国有银行改制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双重定位。新的市场定位要求农业银行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横跨城乡的经营特点，启动经营发展战略、组织制度、资源配置等全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建设成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农业银行如何完成自身治理结构的优化，同时推动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直接决定着当前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进程。本文尝试从农业银行改革取向的分析入手，对农业银行的经营架构重组和经营机制创新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和建议。 县域经济：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平衡点和着力点 从表面上看，“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之间存在一定悖论，对两者关系认识的矛盾性很可能导致农业银行在深入推进改革时进退维谷。一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三农”都不是一个资金投放盈利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区域，国家强调农业银行要坚守对农村金融的服务职能也正是源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农村、农民的弱质产业、地区和群体的地位进一步失衡，迫切需要疏通融资渠道，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但同时，商业性金融交易客观上要求健康的信用环境和市场规则，在符合交易双方价值增值预期的前提下实现“双赢”，单纯强调“金融支持”和“金融供血”本身已超出商业金融的范畴，而背弃商业性经营原则所衍生的目标函数模糊、资金效率低下、道德风险严重等问题，会在扭曲的激励机制下不断激化，导致呆坏账滚动积累，最终造成难以为继的财政负担，这与本次金融工作会议市场化的金融改革取向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从1996年与农信社脱钩开始，按照国家规定的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战略要求，着手调整经营结构，大力发展城市业务，从1998年到2006年底，累计裁减员工17.3万人，撤并分支机构3.5万个，已经从专门从事农村金融的机构蜕变成为一家农工商综合经营、综合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利润从1996年的5.18亿元逐年升至2007年的961.32亿元，经营效益的显著增长与经营结构由单一的“服务农村”向“城乡联动”迁移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广为市场诟病的农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高”正是肇始于涉农贷款高度占比的历史起点，二者的变化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当前，媒体和舆论存在一种倾向，在强调农业银行历史包袱沉重、经营结构滞后的同时又苛责其不专注农村市场、加剧农村资金抽离，实是农业银行自身改革难以承受之重。为此，必须尽快改变农业银行在“政策支农”与“商业盈利”这“双轨”间徘徊的局面，赋予其合理清晰的改革定位和逻辑起点，才能保障这场国有银行改革收官之战不输在启始。 那么，如何在支持三农与商业运作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点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要抓住县域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联动城乡的比较优势，促进并分享县域经济的增长剩余来实现社会效益与改革效益的统一。首先，政府要求农业银行“面向三农”的初衷无非是希望利用农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使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而在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大多尚处于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狭隘”的“三农”金融需求只限于农民的生活性融资需求（全国农户生活性借款占比达47.8%）及分散的、小规模的小农经济资金周转需求，无法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增长效应。相比之下，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经济总量约占全国GDP的70%，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一方面辖领了我国全部农村地区，另一方面汇聚了国内75%的工业企业、98%的中小企业，是实现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区域，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纽带。可见，当前的“三农”问题集中在县域，反映在县域，也必须最终解决于县域。农业银行要切实履行支持三农的职责，就必须充分发挥在县域经济中商业金融主渠道的作用，推进城乡产业梯次转移和产业融合，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革进程。 其次，县域经济是农行形成区位优势、开展错位竞争的关键所在。农行61.6％的机构、51％的员工、47％的存款和40％的贷款分布在县域，具有其他银行无法抗衡的区位优势。从区域分布看，农业银行利润贡献最大的几家分行如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分行等无不是所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很高、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该类分行能够在当地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正是由于在近年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保持了稳定的县域经营基础和客户资源，才能分享经济周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衍生的经济剩余。而部分坚持壮大县域业务的分行，如四川、湖北、广西、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等也均在当地省份的市场份额居于领先地位，盈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