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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汇率体制下我国汇率政策及货币政策协调应用摘要：开放经济下，一国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要求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发展。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以及我国日益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政府控制资本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发生冲突。而货币政策是内部均衡的基础，汇率政策是外部均衡的基础，如何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以实现内外部均衡，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新汇率体制；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协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09-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民币主要钉住美元，美元汇率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而且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外汇占款也相应地快速增长，对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各种外资流入增多，央行不得不采取对冲手段缓和货币供给过快增长所产生的矛盾和影响。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如何加强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实现内外均衡、经济稳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相关理论背景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必然使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按照蒙代尔等人的研究，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度、货币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居其二，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即所谓“不可能三角”。[1]在短期和中期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往往难以兼顾，一国政府如果只追求外部均衡而至国内通胀和失业不顾，那么即使国际收支达到了平衡，国内压力仍然很大；反之，一国政府如果只考虑用货币政策控制国内产出，则可能扩大国际收支的逆差或顺差，进而破坏保持汇率不变的承诺。固定汇率以及对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限制了国家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 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1998年，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三元悖论”，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2]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一国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选择其一：要实现汇率稳定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独立，要享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要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最早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经济学上称之为米德冲突。[3]假定失业与通货膨胀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情况，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追求内、外部均衡，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即当外部均衡要求实行紧缩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当外部均衡要求实施扩张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施紧缩性政策，使政府财政、货币政策面临左右为难的状况。 此外，从货币危机产生原因角度看，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一国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选择其一，二者不能兼得。根据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的货币危机早期模型，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如固定汇率制)之间的不协调。[4]当两者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在政府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本币贬值，本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公众会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对外币的购买。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固定汇率迟早要崩溃。 1984年，弗拉德和加伯对该模型加以扩展和简化，创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和固定汇率制不相容的货币政策。因此，国内信贷超过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将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在投机的冲击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持续下降直至最终为零，固定汇率制最终将崩溃。 二、新汇率体制下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存在的问题 2005年汇改以前，我国实际上执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完全流动这三个目标中，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开放经济的大趋势下，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