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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的标杆意义 试论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的标杆意义 随着史料发掘与研究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理论家杨匏安的生平事迹与人格精神弘传全国，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与广泛的认可，其道德楷模与廉洁典范之于我们党与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日益彰显。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就多次赞誉杨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联系当前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紧迫任务，本文正视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滋生的腐败问题，侧重对杨匏安廉洁从政的实践论述，从而彰显其在中共党史上反腐倡廉的标杆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十年间面临三道腐败冲击波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注定廉洁奉公应是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相关规章制度又明确了群众路线和受群众监督的原则，建立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对看似最可能滋生腐败问题的共产党员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事宜作出了特别规定和制约，尽管如此，腐败问题在党内还是不可遏制地发生了。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滋生腐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名言似乎切中肯綮。防微杜渐、亡羊补牢，中国共产党后续防治腐败措施的陆续出台都未能根治顽症。自党诞生之日起到杨匏安1931年被捕的十年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遇三道腐败冲击波。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1923年底，党组织出现内生式的权力腐败苗头。虽说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多有远大抱负（如周佛海所说的政治的野心），岂甘轻易居人之下，路线之争不免交织着争权夺利，这方面张国焘表现得尤为明显。陈公博回忆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期间就有倾轧同志以求上位的行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经费的注入，为腐败滋生提供了纷繁复杂的条件。当时经费管理混乱，究竟如何使用则是一笔糊涂帐。李汉俊就发现主持工会的张国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工会涣散，赌博成风，不少中共党员参与其中，还发生了挪用公款贪腐等问题。 　　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面临腐败侵蚀的严峻考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当时就有国共合作是导致共产党腐败之源的说法，不无一定道理。国共合作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南方得以公开运作，即便是跨党人员受到侦捕，共产党人也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舆论抗争。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拥有较为合法的身份，从而避免民众有关过激党的偏见，更有利于开展群众工作。然而，老大自居的国民党在既往的组织发展中不注重政治把关，平时亦不注重管理，致使组织涣散、党员腐败，引入共产党就是要对它的组织加强整顿。不过，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坏习气对共产党人还是有所影响。国民党高薪聘任与大额的活动经费，使一些共产党员乐在其中。随着共产党势力的壮大，特别是共产党人加入新政权，势利之徒闻风而来，鱼龙混杂之事在所难免，雇佣劳动倾向，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出现，特别是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通告，要求清洗不良分子，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中共五大为此成立了党内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工作分别在白区和苏区展开，在确保政权清廉的同时，白区工作却暴露高层腐败的危局。起义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绞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坐镇指挥；共产党人浴血奋斗，在广袤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全新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虽也出现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但在苏区开展的惩腐肃贪运动，以及监察制度的建设中得到有效的扼制。与此相对，坚守在上海的党组织却出现了高层腐败的严重问题。1931年初，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由此暴露出中央高层的腐败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事实上，导致杨匏安被捕的肇因也正是由于党内中高层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而起。白区工作为隐蔽保密而造成监管不力，尤其是对高层的纪律监督近乎为零，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二、杨匏安抵御逆流，成就清正廉洁的革命生涯 　　杨匏安立身清正，与贪腐之流势不两立。他的反腐廉政行为可追溯到建党前的青年时期，而以其1931年在上海住处最后一次被捕为终结。廉政行为贯穿了杨匏安的大半生，搜集其反腐倡廉事迹，八九十年后犹见其为人立世的一代風标。 　　初涉世事一腔义愤，杨匏安投诉姑公，蒙冤后并不气馁，仍然伸张正义。杨匏安出生于大族而家道中落，求学广州广雅中学，因经济拮据而辍学，16岁任教于前山恭都小学。两年后，揭发该校校长贪污，反被关禁数月始获自由。据知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