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蛀虫”和“大狗叫，小狗跳”引发的思考.docVIP

　　由“蛀虫”和“大狗叫，小狗跳”引发的思考 黄玉峰 上世纪三十年代，为灌输党义，有人编了一些说教三民主义的通俗教科书，被陶行知先生嘲笑了一通。他说那些东西连“培养蛀虫的力量也没有。蛀虫为什么蛀书？因为里面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想吃。吃教科书如同嚼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 陶先生还举了例子。当时有一本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其中有这么一课：“大狗叫，小狗跳。叫一叫，跳两跳。”陶先生又引了《红楼梦》里刘姥姥赴贾母宴时赢得哄堂大笑的话进行对比：“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两相比较，优劣立显。同样是通俗，前者毫无意义，后者诙谐幽默，若联系刘姥姥处境以及老于世故的城府，其中奥妙真是几天都讲不完，讲不清。陶先生的话涉及编教科书的方方面面，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课本课本，一课之本。子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课本”，就是给学生吃的精神食粮。人常言，吃什么比怎么吃重要。十二年基础教育，埋头读了那么多书，读的是什么，是否有兴趣有营养有价值，至关重要。学生的精神成长，灵魂高贵，多因书本哺育。尤其是少年所读之书，将影响一生。民国大学者刘文典，有句口头禅：“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如今信息时代，良莠杂陈，更应指导学生阅读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精华。 可是长期以来，教材一茬一茬换，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回到原点。我手中有一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此书出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距今114年，是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本。当年胡适、丰子恺、梁漱溟等，都曾以之作启蒙教材。捧在手上，沉甸甸的像一本字典。它是从一个个汉字切人，以中华文化为体，兼容世界文明的小型“百科全书”。一个“议”字，解释为“定事之宜也，欲事合于义，必群相论议也”。此言语精当典雅，在释义的同时还把“议”的字源为何是“言”“义”两部分结合，给点明了。释义之后还有一小段：“今中国有事上闻，辄归部议，泰西各国则归上下议院。”更是把“议政”的这层更深含又和最基本的东西方政体之要义都囊括了进去。 全书第一个字“天”的解释是：“至高无上日天。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近地者气浓，离地愈远則愈薄。……高至三百余里而气尽，气尽则空，故日天空。”一个极平常的字，包含了那么大信息量。想象一下，如此三千多汉字一一读下来，孩子人文科学方面的基本素养已经养成，伦理文化乃至高雅情操的熏陶也随之浸润。 环顾我们今天走马灯一般目不暇接、五花八门的教材，有哪一个具备如此经典性。 近年来掀起一股重印民国老课本的风潮，流行的还有《开明国语读本》《共和国教科书》，笔者并非认为那些课本完美无缺，只是觉得在这风潮的背后，含有对我们现行教材的反思。 那么，现行的教材问题在哪里？我以为主要有三：一是量少而统，二是质次而伪，三是编随而乱。 一 “量少而统”。如今之课本薄薄一本，一周便可读完，且只有一种声音，很少不同观点的对垒。因为文章量少，于是上课时故弄玄虚，反复咀嚼，碎尸万段，味同嚼蜡。名为减轻负担，实质是违背语文学习必须大量积累的规律，而且因为无兴趣，无碰撞，无效操练，反而增加了负担。 随手翻开《共和国教科书》第五册春季第一课，是关于宗教内容的，题为“信教自由”，云：“宗教之力，感人最深，其有益于社会人类者甚大……对于非所信仰之宗教，亦不可稍有侮慢之心”。之后详细介绍释迦摩尼、耶稣、穆罕穆德、孔子、张道陵，寥寥几百字，就将我国信奉人数最多的佛、耶、回、儒、道五教之来由说得明白，立场中立，语气平和。 再看如今的教材，只有儒道少量零碎选文，不成体系，且目的在答题需要。对影响世界的三大宗教的经典，丝毫不涉及。不碰佛经，不碰《圣经》和《古兰经》，也没有看过《共产党宣言》；既没有黄宗羲和顾炎武，也没有卢梭和伏尔泰。学生只知道在作文里人云亦云，一味歌颂伟人，至于伟人有何主张，茫然不知。 我们的课本不仅不允许争鸣，就连“有幸”入选的，也要经过“净化”。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删去了赞颂为中国教育作出贡献的司徒雷登的话。王尔德经典童话《巨人的花园》，把关于“爱的痕迹”和临终救赎的美好内容删了，只为其略涉基督教。弄得上下衔接不上。《荷塘月色》硬是斩去了江南女子美好形象，塞进了为“四一二大屠杀”忧虑烦闷的崇高主题。至于一些不合乎主流的“异类”观点，则统统“阉割”“同化”“改编”。 有人担心，孩子们看多了不同的、不“正确”的内容，会被误导。其实，让孩子们从小懂得接触不同的观点，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远比靠瞒、骗、哄、阉、藏，来得现实。这一点，发达国家早就做在前面了。 据说，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国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被德国打败的。有人问思想家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