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和东红柿.docVIP

西红柿与东红柿 西红柿，原产于南美，后流传植根于欧洲，成为欧洲人桌上的必备美食。后经海道传入我国，因其特殊的味道与颜色，也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红柿，顾名思义，就是从西方传来的红色的柿子。在文革时期，某些好事者在响应...的号召下，对西方资产阶级，换言之，即西方社会产生了某种敌对情绪。于是便提出将西红柿改名为东红柿，意为东方的红红的柿子，实在是一语双关阿（与政治挂钩了）。好事者正得意时，有人惴惴问曰：那西红柿烂了怎么办？好事者无计只好作罢。 刚看这篇故事时，虽然全文也不超过五行，却已使我失笑数次。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乃至人类社会，总能被如此的扩大以至于延伸成笑话。然而，最可怜的笑话是制造这些笑话的人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做什么，依旧制造着笑话并乐此不疲。晋代的阮籍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在那个当时可以称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乱世中，这篇文章确实掀起了不少的波澜，那这文章说的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自然是说的大人先生了。那什么是大人呢？大人这个词，可以溯源至《易经》，这部现在恐怕没几个人能读懂的巨作，明确提出了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的“大人”与“小人”的对立。在阮籍的笔下，这种对立更加明显。““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摘自余秋雨山居笔记）.看来,西红柿与东红柿的正名之争就是一场小人之间的闹剧了。无独有偶，英国著名的文学家，讽刺家史威夫特在其小说《格列佛游记》中也讽刺了这些无耻的小人:“如果把够五十只“野胡”吃的食物扔到五只 “野胡”中间，它们就不会本本份份地吃；每只“野胡”都迫不及待地要想独占全 部，这样它们就会扭打起来。如果有一头母牛因年老或者意外事故死了，“慧骃”还没来得及把它弄给自己的“野胡”吃，附近的“野胡”便已经成群的来争夺了，这样就会像我描述的那样引来一场战争，双方被瓜子抓得一塌糊涂，不过因为它们没有我们发明的那种方便的杀人武器，倒是很难得会互相残杀。有时候，附近几处的“野胡”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也会这样大打一场；一个地区的“野胡”瞅准一切机会，趁另一个地区的“野胡”还没有准备好，就向对方发起突然袭击。要是他们发现偷袭计划失败，就跑回家去，敌人没有了， 就进行一场我所说的那种内战。”（野胡指代小人，慧骃指代大人）.此外, 史威夫特还在书中辛辣的指出这些小人所独有的特征: 在大多数“野胡”群落当中总有一头是首领,这种“野胡” 总是长得比别的“野胡”更难看，性情也更刁钻。这领头的一般总要找一只尽可能像它自身一样的“野胡”做为宠儿,这位宠儿的任务就是舔主人的屁股,把母”野胡”赶到主人窝里去，由于这些主人常常会赏它一块驴肉吃。大家都恨这个宠儿，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它只好一步不离的跟着主人。在找到比它还要恶劣的“野胡”之前，它一般是不会被解职的；可它一被蹬开，继任它的“野胡” 就会率领这一地区的男女老幼“野胡”们一齐赶来，对它从头到脚撒尿拉屎。(摘自格列佛游记,稍有改动)。可惜，人类的历史里最常见的不也是小人吗？有时可以不客气地说，人类某段时期的历史就是一步小人得意史。就拿中国古代史为例，自盛唐之后，历史除了开国史之外，不都是被小人把持着吗？还好不是所有人都是小人，至少还有敢说话的人，还有那些为正义为天理据理力争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大人。正是这些大人身上流下的血泪，为历史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顺便迷住了旁人的眼睛，于是，小人便有遁形的机会了。要看清这些小人，也不用太费神，这种人在政坛上最为活跃，按照咱的话来说，就是一抓一大把。宋太祖夺其友之帝位，是为不仁;事后把助他一臂之力的兄弟将领全部遣返,是为不义.结果他死后,其弟便效法兄长,占了其侄子的帝位,晚年时更亲小人,远贤臣, 间接造成了与辽一战全军没,七子去一子还的惨剧。古语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说，也不难解释政坛上会有这么多小人的原因了。 写到这里，不知诸位是否猜到了我的写作意图，我不是余秋雨先生，不能振臂挥呼“还历史一片纯净的天空”，恐怕也没有余先生那种凝聚力。诚然我也不会效法阮籍，一醉解千愁，迷迷糊糊的过完下半辈子，毕竟没有本钱的我还要养家糊口，何况这年头，好像什么都靠不住。在这里发牢骚只是不忍各种意识形态仍然被“西红柿与东红柿”左右，继续演绎“贻笑大方”的笑话。作为国家的执政者，其根本不是判断他该叫西红柿还是东红柿，而是看他是否有安邦利民的才能与抱负，此外，执政者还应善于识人认人，懂得调和下属的关系，使各司各负其责，而不是大权独握、事必躬亲。如果执政者一心只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