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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2009年第6期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从西周封建礼乐教化中发展出来的。礼乐施及的对象是由血缘宗法文化结合起来的、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贵族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父子,又是君臣,从低到高分为士、大夫、公卿、诸侯、天子五个等级,可以统称为“君子”;而庶民与奴隶则是刑罚施及的对象,古代称为“庶人”“庶民”“民”或“小人”。由于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所以礼乐政治是德治而不是法治。 与很多旧贵族不同的是,孔子虽然主张君子统治小人,但他坚信君子之所以能够统治小人,是因为君子受过教化,具备道德。君子的责任就是引导小人向善,使之成为君子,而不是对小人施加刑罚。他说君子的德性就像风,小人的德性就像草,草总是随风倒。统治者追求善,民众一定会追求善。治理民众不是用杀戮的方法去除恶人,而是将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群之中,从而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比如舜做了天子,在众人当中选拔了皋陶,不仁的人便躲得远远的了①。所以在孔子这里,君子的内涵更多地指向了道德品行而不是社会等级。孟子也认为,搞好政治并非难事,只要不得罪巨室,也就是那些有影响的公卿大夫们就行了。他们敬重的人,全国人都会敬重;全国人都敬重的人,天下人都会敬重。这样,道德教化就会放之四海②。但是有影响的公卿大夫首先是有道德的人,孟子指出,只有仁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如果一个不仁的人身居高位,那简直是将罪恶流播于民众。统治者无道残暴,民众就无法可依。政府不遵守道义,工匠就不遵守规矩。君子违反礼义,小人就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能在世上存在就算万幸了③。 孔子出身于士的阶层,是低级的贵族,可是他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所在的鲁国一直是大贵族季氏、孟氏、叔氏三家把持国政。孔子经常批评他们专横跋扈、横征暴敛和僭越礼制的行为,他说:“天下有道,大夫不会专政;天下有道,庶人们不会议论政治。”④他的学生冉求做季氏的家臣,帮助季氏聚敛财富,孔子竟对弟子喊道:“小子们,敲着鼓去声讨他!”⑤而当季氏在家里欣赏周天子的舞乐时,孔子叹道:“这样的事情,他们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⑥他深刻地看到君子们是首先破坏礼乐的人,特别是公卿大夫这些权位高的君子们失去了道德与文化修养,放纵自己的欲望,破坏礼的秩序,不能为民众树立榜样,甚至谋杀自己的父兄与君主,所以他们失去了统治者的资格,小人们也会按照他的样子犯上作乱。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向他询问政治,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主要做好君主,臣子要做好臣子,父亲要做好父亲,儿子要做好儿子。齐景公听了很高兴,说:“是啊!如果君主不像个君主,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国家再富,粮食再多,我也吃不到嘴了。”⑦孔子晚年,季康子经常向他咨询政治。孔子告诉他:“所谓政治的政,就是端正的正。你自己端正,谁还敢不端正?”⑧季康子又问:“现在盗贼如此之多,您看有何办法?”孔子讥讽他说:“只要您没有贪欲,就是去悬赏庶民们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干的!”①所以,孔子竭力主张以礼治国,维持政治与文化秩序。他追问过: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难的呢?不能以礼让治国,那又何必需要礼呢?②弟子子路问他,如果让您来治理一个国家,您第一件事做什么?孔子说:“端正名分。”子路说:“夫子真是迂腐!名分有什么值得端正的呢?”孔子正色道:“你怎么如此粗野?君子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决不妄说。名分不端正,话就没法说得顺;话说不顺,事就办不好;事办不好,礼乐就不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③ 孟子与孔子一样,也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身④。但是孟子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大不相同了,礼乐教化已经被摧毁殆尽,诸侯兼并剧烈,战乱不休,民众流离失所,政治失去了道德理想,完全成为实现私利和强权的工具。所以,孟子不再刻意地强调礼乐的外在秩序,而是强调礼乐的内涵,呼吁行仁政;主张道义,反对私利;主张保民,反对强权。他认为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天下是因为仁,失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兴废存亡都是因为仁与不仁。天子不仁,不能统治四海;诸侯不仁,不能统治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保有自家的宗庙;士与庶民不仁,不能保全性命。现在人的都怕死却乐于做不仁不义的事,这和怕醉酒又非要喝酒一样荒唐⑤。 对民众施行仁政的理想首先是由孔子提出的,他认为治理一个大国,要能敬慎守信,节省财用,爱护人民。动用民众做事,不能违反农时节令⑥。他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让仁道施行于天下⑦。如果让一位善人来治一个邦国,要经过一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和杀伐⑧。不过,“仁政”二字最早由孟子喊了出来,他阐发和丰富了仁政的内涵。 按照孟子对人性的判断,人生来就具备良知、良心、善性,所以他说:“人人都有怜悯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