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教不好教”看教材选文标准兼及其他.docVIP

从“好教不好教”看教材选文标准兼及其他编者解读、记者专访、网友激辩、专家发言……喧嚣一时的北京版教材“换血”事件已渐淡去，编的大概编完，用的还是要用。正因这套教材还只试用，可能有些结论所下为时尚早。在我看来，整件事最值一说的，是教材编者所持语文教科书选文标准。 一 谈到语文教科书编写，叶圣陶先生的观点不可不重温。课文作为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主干，决定着课本的面貌和质量，叶老首先关注的就是选文，他说：“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在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以人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 本段话中叶老提出选文方法，“有异于随便浏览”“反复吟诵，潜心领会”；选文标准，“文质兼顾”“堪的示学生之文篇”；选文效果，“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可以说，此三者若皆用心达成，编出教材何尝不“无篇不精”？那么本次北京版教材“换血”中编者是依照什么样的选文标准呢？请看其对鲁迅作品遴选的说明： 编写小组特地对鲁迅的几篇文章做了调研，进入中学课堂听课，看到底好教不好教。根据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最后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而是新选了名气相对较弱的《铸剑》。 （《青年周末》） 很明显，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选编者选文标准就是“好教不好教”――令人意外！叶老标准有“乐教”之说，这关系教学态度，而“好教”，怕只关乎教学难度，尽拣容易的来，两者实不在一个层面。什么是“好教”，什么是“不好教”？标准如何定，两者界限在哪里，由谁确诊这篇文章得了“不好教”的毛病，全凭主观？再看另一句，“根据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像句笑话，取法乎上，方得乎其中，今天教师愿教好教的，学生愿学好学的，“此种迁就主义，不知埋没冤屈了几许英才”（钱穆语）。 以“好教不好教”作为教材的选文标准，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刻轻蔑，我宁愿相信这只是编者潦草的一家之言，得找个说辞吧――借着学生主体的名义。倘若确是对语文教学一片乱象痛心疾首后发于肺腑的大彻大悟，那我只能再次重复宾四先生的论断： 今日中国中小学本国文字文学之课程，皆乌龟也。 （《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二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先生在近撰的《两本大学不宜的中学教材》中讲了件事，很有意思，说他“下学期要开两门课，一门中国通史，一门西方文化史。这两门课都漫无边际，因此教材的选择非常重要”，于是往前追溯，有了发现。 在选择中国通史教材时王先生从书架上找到一本《国学概论》，顺手抽出一翻，原来民国年间中学都有“国学概论”一课，钱穆为授课之用撰写了此书，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过。1956年该书再版时，钱穆感慨书成30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晓渔先生以为，“这本书给大学生看已经有些为难，只能放弃”。西方文化史方面，王先生找到的是陈衡哲著《西洋史》，孰料这也是当年的中学教材，系王云五嘱托陈撰写。王先生一路翻下，“一方面为其中饱满的知识量而欣喜，一方面又有些担心学生消化不良”。他肯定这本书现在的中学生是无力阅读了。读到这里，不禁疑窦丛生：当年的中学生怎么就“有力阅读”？ 读《过去的中学》(长江文艺2006年4月版)，书中多则情深一往的回忆文字透露出不少旧时语文课堂的信息，最显著的一条就是让彼时学生终身难忘的国文教材，大多是教师自己编定的。如： 茅盾的老师杨笏斋(湖州中学)：“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P33） 钟子岩的老师夏?尊(春晖中学)：“课文所选入的全部是语体文，而先生认为中学生也应养成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也选印了一些文言教材，如庄子《逍遥游》、墨子的《兼爱》、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陶渊明的田园诗……末了，他总要结合课文，把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复返自然说和《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等等，言简意赅地介绍给我们。文学方面，他常提及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P135） 南开的孟志荪老师更是此间翘楚，学生朱永福在《激情孟夫子》中写道：“国文课，从初一到高三，全是学校自编的，孟老师是主编者之一。对比当时的其他国文教材及以后屡经改变的语文教材，依小子愚见，是最好的一套语文教材。” 怎么看怎么觉着这些老先生什么都考虑了，就是没考虑“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这大概就是学生“有力阅读”的根本原因。 当时鲁迅作品亦已进入课堂，于光远先生讲道：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