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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法角度看连体人分离权摘 要：分离权是连体人特有的人格权，它是维护连体人个体独立存在的必然，是连体人个体充分享受自由的前提。连体人的分离权具有共有、依附、有限支配等法律属性，它的行使应遵循“不侵害生命原则”、“ 牺牲性分离须具正当性和合法性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以及“法院最终决定原则”等。 关键词： 连体人； 分离权法律属性；行使规则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人类权利的宣言书上，我们找不到分离权的存在；在民法人格权的理论中，我们也看不到分离权的表述。但分离权却是连体人不可或缺的人格权，因为分离是每一对连体人面临的人生第一话题。据医学统计，每4万至10万例新生儿中约有1例连体婴儿，每20万例中存活约有1例［1］。一些连体婴儿在分离手术前往往因为某一器官的衰竭、生命质量低下等原因而不治身亡，但大多数的连体婴儿等待的是分离手术的救治。这些等待救治的连体婴儿，因为连体状况的不同，分离手术的风险也不同，有的是适合分离手术的，手术的成功率极高，分离手术后，两个个体都能存活而成为独立的自然人；有的却要冒一定的风险，或许成功，或许死亡；而有的却注定要死亡，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适合手术，手术带来的结局只能是牺牲其中一人的生命，或同时死亡。但无论成功和失败，分离手术几乎是连体婴儿诞生人世不可回避的抉择。分离手术也将决定连体婴儿的最终命运。 但值得深思的是，分离手术真的是连体人诞生人世面临的唯一选择吗？在国外，每一次连体婴儿分离手术都引发一场持久的争议，涉及宗教、伦理、医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注：争议较大的连体婴儿分离案主要有1993年出生于芝加哥的Amy Lakeberg案，1999年出生于波士顿的Darielis Milagro案，2000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Jodie案。（参见Alice Domurat Dreger：One of us, Conjoined Twins and the Future of Norma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 2004.p86.）]但在国内，每一次的分离手术都那样理所当然、那样悄无声息。对于成功，人们颂扬医学科技的高明；对于失败，人们往往感慨连体婴儿命运的不幸。但却很少透过那一桩桩失败的案例，去深思这场失败带给连体婴儿的不公平、不人道……甚至认为对连体人问题加以探讨是小题大做，是缺乏普遍意义……因而对连体人的法律关注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中国连体婴儿的命运仅能如此吗？那些明显可以通过分离手术而成为独体的连体婴儿毫无疑问应当施行分离手术，还他们独体的自由与快乐，但那些明显不适合分离手术，分离手术必将导致连体婴儿一人或两人死亡的境况，我们的父母、医生有什么理由对他们进行分离手术？仅仅因为他们连体，与正常人不同，就认定他们是异类，就猜想他们将来不快乐，就代替他们作出要分开的决定，乃至最后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吗？难道还有什么价值会高于生命的价值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种仁人志士的价值追求怎么能代替普通人的生命观呢？特别面对的是还无法作出决定的婴儿。 这迫使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一切是法律允许的吗？父母有权决定婴儿的命运吗？连体婴儿享有怎样的分离权？分离权，这是一个被法律忽视的权利，但它直接关系到连体人的命运，进而关系到法律对人生命权的保障，再进而关系到法律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因此是我们不得不倍加关注的一个法律问题。本文透过一则典型的连体婴儿分离所引发的伦理争议及法律难题，去思考分离权的属性及分离权行使和保护的基本规则，从而为连体人的分离提供法理依据。 一、一则典型的连体婴儿分离案引发的伦理争议及法律难题 连体人的分离权是一个被遗忘、被忽视的权利，但透过一则典型的连体婴儿分离案―朱迪玛丽案[注：2000年8月英国曼彻斯特圣玛利医院出生了一对连体女婴朱迪和玛丽。这对连体婴儿从腹部以下相连，虽然各有各的器官；但妹妹玛丽的心脏和肺没有正常的功能，她们拥有共同的主动脉，但四只脚则长在连体的右方即姐姐朱迪一方。这对连体婴儿以朱迪的心脏为支撑生命的动力。医生预测，这对连体婴儿如果不加以分割，朱迪的心脏将在6个月内衰竭，两人必定双双死去。但是如果加以有计划的分割，虽然玛丽必死无疑，但至少可以拯救朱迪的生命。父母由于宗教与道德上的信念反对分离。然而，医院认为与其让两个孩子都死掉，不如至少挽回其中一个的生命。由于父母的反对，医院只好把这起奇特的案件交给了英国的最高法院。（参见徐冰川.连体姊妹生死抉择［N］.北京青年报，2000-09-27）]的伦理争议，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它所引发的法律难题。 （一）连体婴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