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及解中利益平衡.doc

反垄断执法及解中利益平衡摘 要：允许执法者与企业就垄断行为达成和解，是现代反垄断执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执法和解反映了企业自治在现代反垄断法上地位的提升，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传统执法方式的不足，大大节约执法资源从而促进效率，却易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也可能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照顾不足；因此，在以和解程序处置垄断案件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并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维护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 执法和解；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F 414 文献标识码：A 出于避免直接冲突以及减少执法成本等多重考虑，现代反垄断法逐渐表现出由严厉走向温和的倾向，执法机构越发选择较为和平的方式来处置垄断争议，“更多的案件可能是在主管机关与企业双方以息事宁人的方式，不经裁判、处分，甚至不留纪录地解决”［1］；即便向来秉承“垄断妖魔论”的美国，反垄断案例也常以和解程序结案，不论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还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都广泛地依靠同意判决和同意命令来纠正反托拉斯法违法行为［2］。而另一方面，垄断在各国备受诟病是因为垄断损失了效率，维护公共利益是反垄断法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在公法领域引入和解制度，[注：本文将反垄断执法中执法者与企业达成和解的结案方式简称为“执法和解”。严格来说，“执法和解”的运用可能不甚规范，其范围不仅包括与司法相对应的法的执行领域中的和解，也涵盖了有些国家在诉讼过程中实行的和解制度。学界在使用“反垄断法执法”这一概念时，未将执法与司法相区别，而是同时包容二者，行政主导与司法主导成为了反垄断执法体制最基本的两大类别，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执法”一词。]势必带来逻辑与经验上的双重冲突。执法和解的实施是否会造成多种利益的冲突，如何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都是随之而来的难题；因此，在以和解程序处置垄断案件的同时，除须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私相授受”以外，还应对相关主体的利益维护提供制度保障，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一、反垄断执法和解界说 在美国，反垄断案件处理呈现多种结果，但最普遍的和解［3］、同意判决（consent decree）与同意命令(consent order)则是分属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和解程序。在司法部提起的反托拉斯民事诉讼[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为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的两种重要手段。]中，被告可与其达成和解，请求终止审判。和解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在审判前、审判中或审判后进行，并不必受法律规定的约束［4］。主管机关须出具一份“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就同意判决对竞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估。[注：“competitive impact statement”的主要内容包括：(1) stating the alleged violation, (2) explaining the proposed consent decree and its anticipated effects on competition, (3) noting the private remedies that might be available, (4) describing the procedure available for public comment and possible modification of the proposed decree, and (5) evaluating the alternative decree actually considered by the government.]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来说，很多案件在正式裁决之前已通过“同意命令”的方式结案。“一旦调查结束，联邦贸易委员会便给当事人提供一个类似于司法部同意判决程序的和解机会，不必承认行为违法，当事人即可就终止令中的条款与其协商，同意命令一经签署，即具有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最后命令（final order）同样效力”［4］。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除非当事人就同意命令及时向上诉法院申请了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注：上诉法院（the courts of appeals）有权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进行审查（review）、确认（affirm）、修改（modify）或终止（vacate）。]否则其具有最终效力。对具有最终效力的同意命令的任何违反，即可招致每日多达5 000美元的罚款。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同意判决与同意命令生效前必须在《联邦登记簿》（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60日，以接受公众评论。 在欧盟的执法实践中，经过调查，委员会可以两种方式结案：正式作出决定结案和非正式结案。事实上，由于“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