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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活动空间及其拓展摘要：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机制，它描绘了社会系统自身在从前某一时间的运行偏离情况，并促成社会系统的自我矫正。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由于其内容的涉法性，对社会系统的矫正更为有力；因此保障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活动空间不受限制可有效避免社会系统滑向无序。目前我国法制舆论监督报道伸向各个方向的触角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社会系统无法得到完备的反馈信息。一旦社会系统缺乏有效反馈，其能量会逐渐耗尽，是熵(entropic)的。也就是说，由于得到的反馈信息残缺，社会系统自我矫正的力度不够，它将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无序状态。 关键词：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活动空间；舆论监督素养；言论越轨模式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6.15 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控制论假定，一个系统的控制主要在于这个系统内部。一个系统自身的行为结果提供了新的信息，系统就凭借这个新的信息修正它自己随后的行为。社会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各种控制机制，舆论监督是其中之一，并“在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价值观念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机制，它描绘了社会系统自身在从前某一时间的运行偏离情况，并促成社会系统的自我矫正。 一、法制舆论监督报道及其活动空间的界定 法制舆论监督报道属于法制新闻报道。从广义上讲，是指运用法制新闻报道的方式，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进行的舆论监督；从狭义来讲，意指法制新闻报道所蕴含的舆论力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主要监督对象是公、检、法、司等部门，主要表现在“批评和揭露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上，其中包括对一些重案、要案的披露。”相较于法律监督的“硬控制”，法制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控制”，它的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即舆论造成的一种在精神上、道义上无形的道德压力。 在中国，舆论监督被窄化为传媒监督。在传媒监督中，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也最能拨动受众的心弦，这也是各大电视台法治节目最受公众欢迎的原因之一。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揭示的问题通过“传媒间议程设置”，多家媒体联动跟进报道，极易转变成公众舆论风潮并形成很大的影响力，社会控制功能极强，因此成了舆论监督最常用的一件武器。 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所能发挥的深度和广度是该种报道的活动空间。深度是纵向的，指报道的尖锐程度；广度是横向的，指报道所能触及的范围。一般而言，法治舆论监督报道的活动空间通过社会(尤其是政府)对该种报道中各种建议和批评的宽容度来衡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活动空间相对狭窄。在西方发达国家，传媒对权力拥有者的监督，即使失当(如报道和批评不准确甚至失实)，也很难被追究责任。美国判例法规定，“报纸除非煽动以暴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它的一切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不受法律的制裁。”反观我国，曾经一度，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不但要服从1954年就已形成的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金科玉律，而且实际上，也不能批评下一级党委，除非党委做出决定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某下级组织。” 二、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活动空间受限的主要表现 法制舆论监督报道活动空间的边界是该种报道的框限，框限的存在导致该种报道伸向各个方向的触角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社会系统因此缺乏有效反馈。这种缺乏有效反馈的系统是封闭的系统，其能量会逐渐耗尽，是熵(entropic)的。也就是说，由于得到的反馈信息残缺，社会系统自我矫正的力度不够，它将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无序状态。框限的表现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依附之路一监督主体受限 理论上讲，法制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是公众，但公众不能满足构成主体的3个要素：(1)公众过于抽象，在没有结成群体的情况下，他们不是一个实体，即便是结成群体也很不稳定；(2)在现代社会，离开了大众传媒的公众很难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3)实施了舆论监督行为的公众无法具体承担法律责任。在实践中，“所有新闻纠纷的被告都是新闻媒体，到法院应诉的是媒体，败诉了承担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等责任的也是媒体”。因此，法制舆论监督的主体由公众窄化成了刊载或播出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各家媒体。 根据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由于各种原因，法制舆论监督由本来的“公众监督权力”演化为“上级权力监督下级权力”，监督特征由“自下而上”变成了“自上而下”。媒体表面上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实际上这种权力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背后所依靠的有关部门。有时法制舆论监督报道也不再是媒体自觉的行为，而变成了有关部门及上级领导授意和组织的结果。依附于权力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