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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WTO宪政对争端解决机构法律解释影响摘要：有关wT0宪政的论断不断出现在学者的著述中，同时也受到WT0成员方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准司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超越职权，能动地进行“司法造法”。而事实上，无论是WTO的宪政安排抑或是具体法律解释规则的规定，都限制了司法能动的发生。 关键词：WTO；宪政；条约解释 中图分类号：DF94 文献标识码：A 尽管WTO的文本从未出现宪政的表述，在GATT/WTO成立及发展过程中也不存在标志其宪政产生的时刻，许多学者仍然在不同语境中讨论WTO宪政及其对成员方主权的影响。特别是由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具有准司法的效力，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中“不得强迫当事国接受审判”的禁锢，对成员方产生了相应的约束力并引起了就争端解决应遵循的法解释哲学的争论。 一、WTO的宪政分析――基于组织架构的类比 应该说，WTO具有独创性组织架构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杰克逊教授在《重塑GATT》中的宪政理念。杰克逊教授主张以美国三权分立的模式构建多边贸易体制，而新的贸易组织包括了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一系列的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及争端解决机构。然而，由于他所设想的机制在不同机构间存在类似于美国宪政体制的相互制衡，因此，其近年关于WTO宪政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应避免准司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侵蚀作为权力机构的部长级会议的权能以及成员方的主权。但事实上，将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宪政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是有失偏颇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中立法、行政、司法是并列的，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议会享有立法权，但所立之法需交总统签署，取得政府的同意；司法机关虽不享有同意权，但基于制衡的权力取得了对立法的审查权；总统领导的政府享有行政权，但立法机关对其有监督弹劾权，司法机关对其有审查权；司法机关则由总统提名，由议会批准后产生。在这样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中，美国的司法机关不仅承担着审断一般纠纷的责任，同时还承担着制约国家权力的重任。而WTO则不同，规则的形成主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接受特定的如市场开放、非歧视、透明度等义务，以换取其它成员方的对等承诺，这就决定了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的职能应是被动地执行法律，对于作为权力机构的部长级会议并无直接的制约权力，从而不存在发挥司法能动的制度基础。 因此，笔者认为，从宪政的概念出发，无论在国内法或国际法上，都无法排除或回避关于权力冲突的争论，它所要解决的是通过基本的组织架构来实现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根本利益的实现。对WTO宪政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到宪政作为一种根本制度安排的特点，也应考虑WTO作为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性质的差异，从而将其与传统的基于主权国家的宪政相剥离，将重点建立在对结构和内部组织间平衡的研究。在这里，宪政指的是WTO协定通过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过渡，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并以组织架构的设计来避免规则导向中规则的形成侵蚀成员方的主权。 基于此，作为国际组织，WTO不应也不可能成为世界贸易政府，从而取得超越成员方立法的权能。为此，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就需要避免权力成为实现部分成员方意志的工具。这就要求必须在实践中而不仅是理论上保证规则的形成属于成员方，各成员方可以通过WTO的宪政结构实现对权力的掌控与纠偏。部长级会议的决策是建立在实际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决策，从而确保所有成员方的利益得到适当的考虑，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行使者将权力化公为私，仅保护少数成员方的利益。同时，成员方对WTO的政治机构进行了有限的授权，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有权以特别多数票通过对WTO规则的解释和修订(尽管其从未行使过这种模糊宽泛的权力)。而按照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只能局限于该争端的范围内，依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进行，其任何建议和裁决不得增加或减损各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避免了少数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成员将个人观点适用到所作裁决，制订新规则的情况发生。这样的设计有利于保证WTO政治机构、成员方和争端解决机构间权力的平衡。 另一方面，WTO宪政结构的设计也是其作为契约性条约体系的本质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接受任何一项国际条约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减少国内政府活动的自由。对于每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参加或缔结条约是为了获取某些经济利益，但按照权利义务对等与平衡原则，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自我限制。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政策、规则纳入国际组织法律体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模式，即立法模式、司法能动模式和契约模式，不同模式的取舍将会影响到国家相对权力的行使。在WTO成立之前，GATT本身并没有组织性的规定，也无可以独立于缔约方全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