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悲剧美.docVIP

论《离骚》悲剧美摘要：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最深刻、最伟大的悲剧。与西方悲剧归因于性格不同，屈原深刻地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和深刻地表现悲剧双方的矛盾冲突。屈原将人生的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在悲剧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光彩照人的自我形象，是《离骚》辐射出无与伦比的悲剧美之秘密所在。屈原的品质和精神已成为影响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离骚》　悲剧美　命运感　崇高感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最深刻、最伟大的悲剧。它不仅是屈原的个人悲剧，而且是楚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它以自己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个极为完美动人的伟大爱国诗人的自我形象，集中地表现了屈原的思想、性格和政治理想，及其为之奋斗、失败乃至毁灭的过程，曲折地表现屈原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矛盾，使人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从而得到净化与升华。它不仅以悲哀、忧郁的色彩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和探索，而且又以深刻的哲理、壮美的诗情、瑰丽的形象、英雄的格调给人以崇高感，使人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一、《离骚》悲剧的土壤 西方美学一般认为：悲剧的产生多是因为人的性格因素，如嫉妒、残暴、猜疑、自负等。这一观点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中得到证明。但《离骚》则不是这样。他重在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即产生悲剧的土壤。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而在七雄中，实际上只有北方的秦、齐与南方的楚三国势均力敌。特别是秦孝公，对内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对外采用连横策略，国势日强，先后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后又加紧对楚国进攻。而地理条件优越的楚国，在楚悼王时，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富国，足以与秦国抗衡。可惜悼王死后，吴起即被贵族反动势力谋杀。其变法路线也随之被抛弃。自此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直走下坡路了。而屈原正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国家。 屈原博闻强记，长于辞令，才华过人，又与楚王同姓。开始，楚王非常信任他。他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左徒，参与议论国家大事，起草文件，发布号令，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外交问题。他审时度势，力图顺应历史潮流，辅助怀王。他主张在内政上效法禹汤文武，举贤任能、修明法度，以实现其美政理想；对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统一天下。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完全有统一全国之可能。然而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是充满激烈斗争的。以上官靳尚为代表的旧贵族顽固派，对屈原的主张和行动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进谗言，蔽昏君，施诡计，离间屈原与楚王的关系。有一次屈原拒绝上官大夫“夺宪”的无理行径，上官就趁机在楚怀王面前挑拨，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不久就黜免他左徒之职，降为三闾大夫。随后怀王又中了秦使张仪“献商于之地”的诡计，竟按照秦的旨意与齐绝交，齐楚联盟被拆散。楚王发现上当，但后悔已晚，一怒之下，两次出兵攻秦，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失去汉中。 此后，怀王更加昏聩无能、毫无主见，颠颠倒倒，反反复复，在军事上屡屡失败，在外交上屡屡听从秦的摆布，在内政上听信靳尚、郑袖、子兰等小人的怂恿与挑拨，拒绝屈原的忠告，最后自己也落个“客死于秦而归葬”的下场。及至顷襄王熊横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其形势比怀王时代更糟。在子兰的挑拨下，顷襄王竟对怀抱“存君兴国之志”的屈原“怒而迁之”，将屈原放逐到今天的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一带，孤独漂泊了九年。屈原的《离骚》就诞生在他第二次流放期间。 因此，战国诸侯争霸的战争风云，特别是楚国与秦齐等国军事外交的角逐，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力量斗争的消长，楚王对屈原的态度变化及处置：从任之――怒之――疏之――黜之到迁之，都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离骚》里。可以说，《离骚》是楚国当时的一面镜子。总之，一是哲王“不寤”，二是“众皆竞进以贪婪”，三是“世溷浊而嫉贤”，四是“吾不能变心以从俗”，是屈原悲剧诞生的土壤。 屈原这种把悲剧归因于社会，比西方归因于性格的观点，更深刻、更震撼人心，因而更有价值。太史公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怨”不仅是屈原个人之怨，而且也是国家之怨，民族之怨，时代之怨。这种怨，既反映在《离骚》的内容里，也表现在其命名上。太史公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是说，离骚，就是遭遇忧愁啊。可见，题目的本身就含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二、《离骚》悲剧的核心 黑格尔说：“悲剧的核心在于矛盾冲突。”这一思想无疑是我们分析悲剧的一把钥匙。恩格斯则进一步作了精辟的论断：“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理解为“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则是现实。它在表现矛盾冲突时，一方面要求真，要求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表达真实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