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及普通程序简易审比较及反思.docVIP

辩诉交易及普通程序简易审比较及反思摘要：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2002年至2006年前后对辩诉交易问题进行了极为少见的热烈讨论，并随后建立了普通程序简易审制度。我们收集了辩诉交易的许多材料但是并没有理解辩诉交易的实质，因而导致我们普通程序简易审制度仅仅表现了程序的简化却忽视了权利保护等程序正当化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动我国普通刑事审判程序正当化改革的难度。不能仅仅只是在制度之间进行极端性的跳跃式选择，必须沿着现有的传统渐进改革，不断推动程序正当化。 关键词：辩诉交易；诉讼结构；普通程序简易审 文章编号：1008-4355（2011）02-0047-06 收稿日期：2011-03-01 作者简介：祁亚平（1973-），男，甘肃庆阳人，甘肃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黄荣昌（1963-），男，甘肃微县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2.07 一、辩诉交易的诉讼结构分析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或译答辩交易。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辩诉交易是指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guilty plea）以获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它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在19世纪早期或中期辩诉交易就已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并在19世纪后期成为美国联邦及各州刑事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惯例［2］。辩诉交易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正当审判程序之中，允许辩护方在动议中主动放弃正常的审理权利，进行没有经过审理的判决。目前美国各州的辩诉交易并不是完全相同，但须遵守联邦最高法院的刑事判例约束以及一些原则要求。 辩诉交易作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实效性的刑事司法实践，存在很多重要的判例。但在笔者看来，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案，1971年Stuntobello V. New York案，1970年Alford案，1976年Henderson V. Morgan案都比较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判例确立和重述了在辩诉交易中法官的审查原则。目前在美国联邦系统对辩诉交易没有案件范围限制，没有交易时间限制。交易内容上，联邦判例允许指控交易（降格指控交易，撤销部分指控交易）以及量刑交易。被告方在答辩交易中放弃联邦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主要是第五、六、十四条）而得到的主要利益是控方降低或减轻指控及审判中减轻量刑建议。法官独立于辩诉交易之外，但有权审查协议的内容及指控的事实依据，保证被告人明知（knowing）、明智（intelligent）及自愿（voluntariness）地做出答辩，并最终接受协议进行刑罚裁判或拒绝协议。参见：North Carolina V. Alford,400U.S.25, 91S.ct. 160,27L.Ed.2d 162, 56O.O.2d 85 （1970）, 425.Henderson V. Morgan, 426U.S.637, 96 S.ct. 2253, 49L.Ed.2d 108 （1976） 425.Apprendi V. New Jersey, 120 S.ct. 234，82365 n.19 （2000）. 中国学者关注辩诉交易制度的时间很晚，大概在2000年左右，但是在2002年至2004年前后就猛然出现大量的研究论文，而且关注时都是从程序简化、节约司法资源、程序选择权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出台《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从而开始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实验。2005年至2006年我们对于辩诉交易问题的关注又急速下降，学者发表的论文大大减少；至2007年以后几乎没有一篇论文继续分析辩诉交易。从这一现象来讲，事实上，我们是将辩诉交易分析作为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论证前提来进行的。该《意见》确立了在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情形下，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对于该程序是否属于辩诉交易，学界的观点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审借鉴了西方辩诉交易的特点，但并不是真正的辩诉交易程序。许多人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审制度是一个独立于普通程序的新的审判程序，依程序法定原则属于基本法律范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无基本法律立法权，因而本制度应属立法不当。另外，这一程序仅仅关注了审判速决和程序选择权却忽视了辩诉交易的其他问题，因而程序本身缺乏“善”的本质；即便是节约司法成本方面也是因为忽视中国审判实践因而乏善可陈，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对于辩诉交易的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