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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及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历史图像及反思摘要：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政治心理；村民自治；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流动、农村现代化、村庄自治等鲜明主题织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画卷。然而，作为表象的存在这些画卷无法客观地描绘出村庄主体的精神图景与心理变动机制，特别是农民政治心理的嬗变过程。“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嬗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就必须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有一个全景式鸟瞰，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因素在农民政治心理变化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会通。 一、“臣民意识”与政治生存伦理 农民政治心理是农民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信仰与价值、政治制度与现象、政治行为与生活的心理取向，是农民作出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的心理势能状态或者准备状态。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农民在潜意识状态下形成了“臣民意识”和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它对于农民形成现代政治人格具有很强的抵触作用，因此，分析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就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农民的传统政治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依附权威的政治心理 由于农耕文明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民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就像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这种生存理性使农民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心理，他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而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这种依赖心理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就是“清官”、“明君”思想和“长老统治”思想。一方面，土地的碎片化耕作使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的态势，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当农民在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时候，总是企盼有“明君”和“清官”的出现，希望皇帝轻徭薄赋、清官为民请命。另一方面，“明君”和“清官”的人数毕竟有限，而农民对于宗族和家族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的区域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要高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于是，作为传统礼俗执行者的族长的权力要强于家长，各房共同制定的“族规”的力量要强于家庭内部的权力。族长往往是由家族中具有一定势力的、辈分较高的长者担任，所以又可称之为长老统治。实际上，长老统治是父权制向社会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和纲常关系导致了农民个体在精神和行为上的萎缩，扼杀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 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网络，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保守和封闭主要表现在农民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如家人、族人、同乡的人或熟人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表现自身，而对陌生人则表现出一种排斥和警觉。个体互动的保守性、封闭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因循守旧、盲目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政治文化；而且，它还会造成农民群体相互内耗，无法超脱日常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他们的人际关系表面上平和舒缓，实际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相互内耗使农民关注于眼前的利益与利益争斗，使现代民主意识的培育缺乏土壤和有效机制，无法有效地组织农民去抗争。 第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 在传统社会里，乡村与国家治理的理念是人治的理念，它主要体现在礼治和德治上。礼治，就是把调整社会等级、尊卑和长幼有序的规范制度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谋求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统一性。德治则是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规范人际关系、人伦关系，通过道德的内省与反思实现个人的理想，从而维持政治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是“融国家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确为中国的事实”。“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改造，是形著与社会礼俗，不形著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