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说文科教材编辑出版需严把“四关”.docVIP

例说文科教材编辑出版需严把“四关”随着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出版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占领市场，不少出版社尽可能简化出书流程，压缩出书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图书质量非常困难。既要抢时间、占市场更要保质量，在新的出版形势的挑战下。文科教材类书稿的编辑出版尤应注意严把思想倾向关、教学适用、关、版权关和知识观。 一、严把思想倾向关 文科教材中有些思想倾向问题可能并不是明显的几句话就能看出，它往往潜藏在字里行间。作为编辑，一定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敏感度，慎重把握并处理书稿中的思想倾向问题。 1　谨防以所谓个人化的判断作为教材编写的总思路 文学史教材中这样的情况较多，如一本关于现代文学的书稿，全书以“文学是人学”为基本的文学观，最重要的是主编以一种偏执的判断一与政治相关的文学必然不是好文学来评价现代文学中的作品。书稿把左翼文学思潮完全割裂、对立于“五四文学思潮”，称“左翼文学是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左翼文学一时甚至后来也没有提供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实际上，左翼文学中，如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是非常重视人性而很有价值的作品。书稿中的十七年文学思潮则被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认为文艺与政治一沾边就完蛋。而实际上文艺虽有其相对独立的特质，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把握基本线索，这样才能让学生对文学史有基本的、较为客观的了解。而以人的发现、现代性、人本主义等作为史观可以写入研究专著，对文学史个人化的判断也可作为学术争鸣之用，放在教材里是不妥的。再如一本当代文学史书稿，其中一章讲“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书稿在评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以革命的名义发动起来的群众暴力运动，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被利用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成功扮演了打手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被关心国家大事的宏大主题煽动起造反热情的，所以在心底里洋溢着高亢的英雄主义道德感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整章围绕着这一定性，随处可见夺权、党内派系斗争这样的判断，相应的文学也就成了政治斗争、内部夺权的反映。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明确指出，而作为教材的编者以自己的判断，尤其是与中央文件严重不符的判断来建构文学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文科教材编辑首先应敏感地发现这样的问题，避免这些个人化甚至错误的思想倾向贻害学生。 2　谨防为抬高一己之见而抨击国家的有关政策或他人的异己观点 如一本关于文章学研究的书稿，作者对文章学理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不满，于是书稿中多处论述“官方长期不给文章学立户口是严重错误的”，“语文新课改还没有做到礼贤下士，广揽博采，而依旧由少数儿个没有教过中小学语文的专家拍拍脑袋，定定调子。照抄照搬，闭门造车，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重蹈大跃进期间瞎指挥风的覆辙”。“看过《三千年文祸》一书后，呼吁最高领导扶植文章学的请愿书始终不敢呈递”，这种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流露在字里行间。还有些编者则通过选篇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在大学语文之类的教材中较为常见，有的专门选一些涉及宗教敏感问题的篇目指涉国家的宗教政策，有的则有意选取那些反映社会不公的篇目以批评时政等。如一木大学语文中的选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农民从米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苦役”。这类选篇看似是作家的作品实则也代表了编者的倾向，编辑在教材审读中要严加甄别。另外，现在不少教材的编者对他人的异见往往贬损有余，宽容不够。如一本阅读学的书稿中提到于丹，认为“于丹评《论语》不是歪批，而是胡吹。她摆出了凡一心之得皆为个性化阅读的迷魂阵，使成千上万的粉丝、鱼丸们喝了她熬煮的心灵鸡汤而着迷，实际是吸了精神鸦片而懵懂不自知。由此造成了一大批盲目跟风的低俗、低能的读书秕子。这种读书秕子既不入文，又乱出文，养成多元无界的阅读恶习”。还有一本语文教育学研究的书稿，对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即文学教育”的观点大加贬损，说“这种小语文观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褊狭语文观还要狭，还要小，其语文观的片面性、教学观的自发性，其偏激情绪、偏激举措，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语文教育如果接受了这种褊狭语文观，就会重人歧途，再遭祸殃!”作为教材的编者，如果自身不能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编出的教材同样缺乏说服力，而且可能显得更加褊狭。 3　谨防唯西方理论为上 近年来不少教育学书稿，但凡提到中国的教育理论都是鄙夷的、陈旧的、否定的，一提到西方的教育学理论就全是仰慕的、先进的、权威的，大篇幅地介绍西方的教育理念，对中国的则一笔带过或者拿来作为批判的靶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