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docVIP

普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摘 要： 法治社会，呼唤法治观念。普法教育与公民现代法律观念的塑成关系密切，基于对全民普法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着眼青少年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自身因素，作者认为普法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注重“青少年”法律意识的提升和法律信仰的生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 关键词： 现代法律观念 法律信仰 法律意识 一 我国经过社会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奏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强音，当代中国正在朝着现代型法治社会迈进。在历史新刷出的这条雪白的起跑线上，现实强烈呼唤法治社会，期待理性自由的公民意识，迫切要求提升公民现代法的观念。归根结底，法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法律观念、意识的现代化，是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广大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构、塑造和完善。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建设走的主要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道路，社会演进的成分所占比重不是太大，现代法治传统的形成缺少西方式那种漫长的、渐变的、从容的自然演变过程。因而，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与公民法律观念的塑成关系密切。我国从1985年开始开展全民普法工作，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新一轮的全民普法业已启动，国家对这一环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普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拉近了法律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它使法律从“制度文本”变成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是我国由人治走向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全民普法工作把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列入目标计划，对于塑造和提升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意义重大，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从普法的目的来讲，尽管我国全民普法教育提出了以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为目标，但在这一目标的落实上却客观地存在着后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困难。西方历史法学派的巨子萨维尼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具有一定的固定的性质，它与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１］它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之中。从某种意义而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现代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体现，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却不是我们本民族固有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2］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虽然不限于儒家思想，诸如人治传统、家族本位、法律伦理化、义务为核心、“无讼是求”，等等，但至今仍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些严重地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健全发展，这些消极面因素的例证不胜枚举。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所提及的一些法律上的弊端，例如“权大于法”、“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等，就其历史、思想渊源而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教义的影响。儒家的“德主刑辅”之类的法律思想具有轻视法律作用的消极因素，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即是刑”、轻视诉讼以至畏惧或鄙视诉讼的思想、权利观念淡薄、法学长期不受重视等对我们健全和发展“法治”建设都极为不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毫无价值，相反，在我们看来，尽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整体系统是与现代法律文化相对立的［3］，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或正在解体，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将作为优秀法律传统而具有现代价值。） （二）从普法的教育内容上来看（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法制宣传），都侧重于具体的专业法律知识的灌输和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而且普法面面俱到，形式主义严重。在我国传统社会意识中法制成分较少的前提下，这种宣传教育成了无土栽培的“科研活动”，其局限性较大。因为实体法是国家现阶段对现代法律精神的法律表现，而这种表现是优越还是落后，是好还是坏，还必须由全体公民用现代理念来加以评判，而“本本”上面面俱到的实体法的框框有时则恰恰遮盖住了体现在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使其很难系统地为人们所把握。仅仅进行实体法教育容易造成公民消极守法意识，难以形成公民对法的深切体验和发自内心的信仰，容易使人们产生法是政治国家强加于他们的外在赘物的思想。再者，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秩序变化，日常生活中大家见怪不怪的诸多“法治实践”存有不公等现象都会给法律的公信力造成负面的影响，对哪怕一件违法违规行为的放纵，有时都会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从而消解普法教育的作用。 二 从塑成和提升公民的现代法观念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上述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普法工作的一个“瓶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名教师，具体到“青少年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普法教育，我认为着眼“青少年”，从“娃娃”抓起，“瓶颈”可以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