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语》中“怨”的阐释及其理论研究.docVIP

对《论语》中“怨”的阐释及其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概括诗歌本质特征和艺术特性的言论。起初是对诗歌（包括乐、舞）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概括，并且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和美学意义，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单就通过对“怨”的释义和沿用窥探其内在的理论，从中可以发现文学创作的动力因素，旨在构建“怨”说这一体系。 　　关键词：怨 内涵 流变 理论意义 　　孔子是中国古代首位对诗做出大量论述的理论家，其论诗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重视诗的社会功能，这与他维护周礼的思想密不可分。《论语?阳货》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虽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功能，但对后世认识文学抒泄功能也有着极大启示意义。“诗可以怨”作为孔子论诗的重要命题之一，是源于《诗三百》中大量的“怨”诗。怨诗实际上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现实矛盾的集中体现。正如古人有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它一方面显示了孔子的精辟理论眼光，揭示了诗的怨刺功能，另一方面也是对《诗三百》思想内容基本特征的准确概括。 　　一.“怨”释义 　　所谓“怨”，孔颖达解作：“《诗》有君政不善则讽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毛诗序》称：“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即用隐约的话来谏劝，故朱熹注：“怨而不怒”。 　　孔子所说的“怨”，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主要是指下层受怨者对上层施怨者的不满、怨恨。这种不满、怨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的政治情绪。所以，“怨”作为诗歌功能，主要是一种讽刺、批判性的社会政治功能，因此，“诗可以怨”这一命题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性和实用功利性。孔子所言的“诗可以怨”，其本意是说人们可以用诗来抒发表现内心的怨情，说明诗具有抒发怨情、进行怨刺的功能。后世学者沿用这一言论，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亦与“可以怨”相关，因为“愤”是更强烈的“怨”，“怨愤”经常连着用，“发愤著书”是“可以怨”的强化与升华。 　　简言之，“怨”，就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和不良政治的作用。这一言论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把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武器。例如，唐代白居易强调“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韩愈的“不平则鸣”等都继承了“兴观群怨”说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孔子的“怨”说，不仅进一步说明诗歌与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把时代风气对诗歌的影响以及诗歌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以一种诗教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可以怨”也是对诗歌情感内容发生变化的一种肯定。 　　二.“怨”的流变 　　1.萌芽――《周易》“忧患意识”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被尊为“群经之首”。在《周易》一书中，最为突出的是“忧患意识”。六十四卦中，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忧患意识以及如何摆脱忧患。而《易传》对《易经》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正面肯定了《周易》是为了解除忧患所做的典籍。这一忧患意识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奠定了抒发性情的理论基础。 　　2.集大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发愤著书”说，着重强调作为一种创作动力的“怨愤”，主要的不是一己之私怨，更不是违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私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诉往事，思来者。 　　“发愤著书”说揭示了中国文人一种重要的审美创作心理倾向，对后世文学理论、创作实践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深远。“发愤著书”说承前启后，是“诗可以怨”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形成了我国古代关于“怨愤”情感是艺术创作动力的历史贯穿线。 　　3.高峰――韩愈“不平则鸣”说 　　唐代韩愈则将“怨”说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因社会不平文人选择发声，故而集结为“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揭示了中国文人一种重要的审美创作心理倾向，对后世文学理论、创作实践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深远，可以说他将“诗可以怨”上升至另一高度。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