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docVIP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的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但这份据称是“我国第一份多层面、多角度反映中国女性生活质量状况、填补了以往对女性生活质量缺乏单独研究和评估的空白”的调查报告还是告诉我们：“小城镇和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更知足更幸福”、“已婚女性的幸福感最高”等研究结果。对此公众依然报以不屑甚至嘲笑的回应，我们也依然不能知晓这类社会调查到底想干什么。在这样一堆“幸福感”或“满意度”的破烂儿面前，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米尔斯，虽然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出版了将近半个世纪，而今天我们依然在呼唤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还具体论述到，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获知，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是米尔斯所定义的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品质，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举对失业下岗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为例：有些研究所呈现的是失业群体的生命历程与重大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是为国家形塑的，他们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的紊乱与错位是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应该符合目标群体变化了的生命历程的需求。也有的研究把失业下岗群体的困境归结为个体职业素质或地方文化特性，或者告诉人们当下的困难是改革的“阵痛”，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甚至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应该养懒汉。这样不同的结果可能被视为研究所强调的重点、研究的地域或研究方法的不同，但重温一下米尔斯，会发现它们根本上是有无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差别，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当我们身处社会重大变革时期试图解析这一转型过程、回答当前各种社会问题时，我们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需要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需要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是社会记忆的能力。我们总是感叹我们民族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过久远的历史，刚刚过去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期的历史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的作法：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我们还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一种犯罪，也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米尔斯所提倡的“具有理论性的”历史学，或者“必须具有历史观的”社会科学以及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努力中，我们尤其要关注底层的历史、民间的历史和口述的历史，这既有发现和保存历史的努力，也包含着改变历史存在的状态的雄心——改变仅仅有官方史、精英史、文字史被记录和承认的状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记忆、讲述中发现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对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