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docVIP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一、引 言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答案。关于「经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义具体地说明：各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除了经典的共同性质之外，更深具个别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投影。我们可以说，所谓「经典」或「经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脉络中被定义的。 本文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在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运用儒家涉及经典之特质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从东亚儒者解释经典文本的言论之中，推敲他们心目中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之特质。 二、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之三个面向 从东亚儒家思想脉络来看，「经典性」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内涵：（1）社会政治的内涵，（2）形上学的内涵，（3）心性论的内涵。我们引用儒者释经的相关言论，依序加以论述。 （1）社会政治的内涵：儒家定义下的「经典性」，第一个组成要素就是经典必须具有社会政治的内涵，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致天下于太平。这种特质源自古代中国政教不分之传统，古代贵族以《诗》《书》《礼》《乐》等经书治理国家，统领众庶，所谓「王官学」就是贵族之学。从《左传》记载可见，春秋时代（722-481B.C.）的行人，在外交场合常引用《诗》《书》作为修辞之依据，甚至春秋各国在战事场合中也常引《诗》以证成自己之立场。到了贵族凌夷，「王官学」没落，「百家」之学大兴，民间学者杂然纷起，而孔子（551-479B.C.）尤开其先河。 自孔子以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经典必须通过批导现实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孟子（371-289B.C.）可能是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哲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8231;离娄下》）。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因鲁史而作《春秋》，乃是为了从史实中求史义，以致天下于太平。这种将经典视为社会政治之宝典的看法，几为汉代人之共识，太史公司马迁（145-86B.C.）解释孔子作《春秋》之意说： 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 朱子上文中所说的作为常道的「经」之特征在于「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这种作为形上之理的「经」，是朱子心目中「经典性」的要件。 朱子从形上的「道」界定「经典性」，代表东亚儒者心目中「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面向。程颐（伊川，1033-1107）就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宋人罗处约（思纯，960-992）也说： 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在许多宋儒心目中，所谓「道与六经一也」的「道」，具有纯粹的形上学性格。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中，倾向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的多半是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中斋，子起，1794-1837）是一个代表人物。大盐平八郎主张经典之特质在于其言「太虚」与「理气」： 或曰：「于经明言虚，有乎？」曰：「有。《大学》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这两个『容』字，心之量也。心之量，非太虚而何？《中庸》曰：『语大天下莫能载焉。』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其大也，至也，此非太虚而何？孔子曰：『君子不器。』又曰：『吾道一以贯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不器也，一也，绝四也，空空也，屡空也，天何言也，此皆非太虚而何？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浩然也者，非太虚而何？而易书诗礼春秋亦及其至矣，则皆不外于太虚之德也。《易》曰「太极」，《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诗》亦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春秋》曰：『春王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