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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学毕业论文 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新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论文，但它兼具性和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转载自中国评价网.nseac.）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 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 and to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 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 “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