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流行病学与传染病建模分析：跨领域的学术研究 - 中国医药大学 .pdf

數理流行病學與傳染病建模分析 ：跨領域的學術研究 謝英恒 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科技進步及快速的全球化加快新興傳染病毒種類之演化及擴散。愛滋病、狂牛症、 禽流感、SARS 等新興傳染病之出現以及肺結核之重現均對人類帶來極度威脅。最近生化恐怖 主義之興起，更為人類帶來更多的不安全感。在此客觀環境的挑戰 下，利用數理模式來探討各 種傳染病可能引發的情況以及尋求最有效之防治措施已成為西方科技先進國家公共衛生政策 的重要指標。本文將回溯數理流行病學之演化歷史。並以數學建模研究在臺灣及其他國家之應 用為例，突顯數理流行病學在公共衛生上應用的重要意義及可發揮之學術研究空間。 二、數理流行病之演化史 數學建模在傳染病流行病學之應用最早可回溯至西元 1760 年。當時著名數學家 Daniel Bernoulli利用微分方程式來探討種牛痘對預防天花的公共衛生效應，詴圖以數學模式。二十世 紀初是現代傳染病流行病學數理模式研究的開始，其中包括 Ross(1902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的瘧疾數學模式研究， Brownlee 對天花的empirical study ，Kermack and MacKendrick影響深遠 的 epidemic threshold theory 以及R.A. Fisher的 net reproductive value 。另有 兩位現代著名學者 Robert May( 牛津大學教授，現任英國皇家學院院長並被英國女王封為Lord of Oxford)及 Roy Anderson(英國皇家學院院士，已獲選將於明年七月擔任帝國學院校長)於 1991 年在他們著作的 “Infectious Diseases of Humans”一書中定義數理流行病學“ ”(mathematical epidemiology)為數學“ 在傳染病學研究上之應用”(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study of infectious disease) 。May and Anderson從 70 年代末開始發表他們一系列的傳染流行病學建模研究。物理學家出身來自澳洲 並當時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 May已是世界頂尖的生物數學專家，而 Anderson也已是 知名的生物學家。從現在看歷史的角度，這兩位不同領域的世界級學者當時放下身段的跨領域 合作研究組合是數理流行病學研究的重大突破點。 May and Anderson在 80 年代對愛滋病進行 數理模式研究，對歐美國家早期有關 愛滋病流行病學之了解、防治及治療的公共衛生政策也有 深遠的影響。大約同時在大西洋對岸美國的Hethcote and Yorke 對淋病防治的數理模式研究結 論也被美國疾病管制局 (CDC)所採納為美國官方淋病防治政策之參考 ，，並已驗證有效。在90 年代何大一院士與美國生物數學家Alan Perelson (Los Alamos National Lab)合作利用數理模式 分析雞尾酒療法(HAART)治療下愛滋病患者體內病毒之增減動態變化，以了解雞尾酒療法之功 效。他們1996 年發表在Science的論文據說是 90 年代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諸此實際成效 皆促成歐美先進國家政府及研究機構近年來對傳染病流行病學數理模式研究之重視。 三、臺灣 SARS疫情的數學建模研究 筆者近二十年來有系統從事傳染病流行病學數學建模分析研究工作者 早期以愛滋病建模◦ 研究的歐美同性戀族群、泰國女性工作者及靜脈注射毒癮者、以及古巴愛滋病流行病學等為主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統計中心 要研究工作 ◦近年來獲國科會及疾病管制局大力支持，從事臺灣地區愛滋病數理流行病學研 究。2003 年臺灣SARS疫情爆發時筆者以一個logistic-type的 Richards Model 來描述臺灣SARS 疫情變化。此簡單模式所得知結果對公共衛生政策之制定有重要參考價值。從大一微積分我們 知道感染者累積數曲線的反曲點就是疫情從急遽惡化轉換至和緩之轉捩點 (turning point) 。我們 的結果顯示臺灣疫情依病發日為準之轉捩點為五月三日。以感染至病發之五天潛伏期回溯至四 月二十八日正是臺灣 SARS 防治措施機制全面啟動之日，也是臺灣SARS疫情之轉捩點。由此 可見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