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第1.docVIP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第1 　（一） 在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反思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一书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无论在方法或具体结论上都是影响较大的。“中国中心观”明显针对着西方中心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视角就像它的对立面，同样毫不含糊。涉及现代化问题时，西方中心主义通常站在西方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归结为西方外来力量的功劳，把中国现代意识的思想资源追溯到西方的理论学说。相反，“中国中心观”将视角转到中国自身，根据本土的因素来说明这些情况，还尽量用中国内在固有的、而不是西方外来输入的学说、见解和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里的重大事件或文化现象。 “中国中心观”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后，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前，西方汉学界习惯以“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端，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冲击而作出的一种反应，我们在费正清、列文森、芮玛丽等早一代汉学家的著述里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而在此之后，则强调“现代”无非是“传统”的自然延伸，强调二者的互相渗透与不可分离，认为现代化对中国而言乃是它自身内在活力的必由途径，后一模式的代表有史华慈、张灏、萧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