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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的帕金森定律 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调侃式的《帕金森定律》，恐怕这位英国人也就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摆摆绅士派头，调侃揶揄人情世故，过着“贫嘴帕金森的幸福生活”。但是，一篇杂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帕金森成为管理界的世界级名人。诺斯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是一个很难定位学科领域的名人，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的学术造诣，而是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他的本业是历史学，阴差阳错，却因为管理方面的杂文名震天下。1929年，帕金森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历史，1932年毕业。可能同英国重视海军的传统有关，帕金森对海军历史非常感兴趣，193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海军的。1935年，帕金森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空军、陆军和军事培训部门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位居少校。在政府以及军方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官僚体制有了切身感受，后来他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有许多素材就来源于这段经历。战后，帕金森一直从事教学与写作，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执教。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当过访问学者。他的著述颇丰，据说写了60本左右的书。这些书包括系列海军历史小说，还有《政治思想的演变》、《法律与收益》等学术性著作。但是真正使他扬名世界的，是同管理紧密相关的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册子《帕金森定律》（Parkinson#39;s Law）。这本书带来的巨额版税，使他悠哉乐哉地辞去马来亚大学的教职，定居于英国海峡群岛（the Channel islands），后来又移居马恩岛（Isle of Man）。《帕金森定律》一文，首次在1955年11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上发表。其后，他不仅在《经济学人》上继续发表类似文章，还在《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报道者》（The Reporter）上发表相关文章。这些系列杂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于是，帕金森把这些半调侃半正经的杂文汇集成册，于1957年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取得相当不错的销售成绩，长期踞于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值得一提的是，帕金森在1968年出版了另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为《帕金森夫人定律》（Mrs. Parkinson’s Law）。不过，这本书与官僚组织无关，作者把目光从办公室转移到了家庭，讲述的是家庭主妇如何为人处世。不变的是作者敏锐的观察、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风格。《帕金森定律》一书，据说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中国市面上能看到的汉译本，有1981年台北中华企业管理发展 中心出版的潘焕昆、崔宝瑛译本，译名为《帕金森定律——组织病态之研究》；有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休征译本，译名为《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有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四元、叶凯译本，译名为《帕金森法则》；有2004年中国商业出版社的编译本《不可不知的管理定律》；有2004年甘肃文化出版社的编译本《帕金森定律》；有2004年地震出版社的编译本《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法则》等等。除了《帕金森定律》这本书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出版过帕金森谈退休后调适的《人生不言老：生活的重新定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曾经出版过一套《帕金森通俗管理丛书》，是帕金森同拉斯托姆吉（M. K. Rustomji）合著的小册子，包括《待人接物》、《心中有数》、《精打细算》、《管理诀窍》、《知人善任》等。所谓帕金森定律，其实质是用另一种眼光看管理，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与学院派管理学家截然不同的新解释。具体有以下内容： 机构和人员是怎么增加的？这是帕金森定律中最有名的一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雇员的数量和实际工作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机构和人员的增加，不是来自于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法则。在这里，帕金森向人们的常识提出了挑战。按一般的逻辑来判断，工作量的增加才会导致雇员的增加。如果工作量不增加，那么，雇员的增加必定会引起工作时间的减少，工作人员就会更加闲散。帕金森则给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强调，管理机构只要能增加人就增加人，关键在于管理活动能够自己给自己制造工作。管理者总会忙不过来。效率低下的人不一定显得无所事事，工作量少的人也不一定显得散漫悠然，相反，有可能这种人反而比谁都忙。帕金森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位清闲的老太太为了给侄子寄张明信片，她可能需要忙一整天，而一个真正有效率的人则可以在三分钟内完成。关于人员增加的论证，帕金森是拿政府机关开刀的。在他的书中假设了一种状况：一个公务员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