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本科教育几点建议.docVIP

关于国学本科教育几点建议我国人文学者都在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进展,因为在本科生阶段进行国学专门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一家。大家都希望办好、办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有完整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宗教学等,国学院与这些学科有联系,但并不等于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那么,国学院的特点在哪里? “五四”以后,我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受科学主义影响,产生了两面性。一方面,学科分类比较细,使学科的专门化得到保障,推动了具体学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难以从宏观上去开拓学科的新领域。那么,如何在现有学科分类的背景之下,走出科学主义的藩篱,实现国学教育的“综合创新”? 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我们把“国学”教育厘定为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国学院本科生制订合适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修订、成型,使得从这里毕业的本科生掌握有关国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和专门技能,能够在相应的机构(如文化机构、教育教学部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中胜任工作。 为此,我想提几点建议。 1.国学院设立关于文献学类别的课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文献学;作为“国学”的经、史、子、集,即着眼于文献学。我在这里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国学中的专门学问,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训诂学等。这些国学的专门知识,不必按文、史、哲去划分,而是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中的重要文献资料作为讲述和研究对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些综合性大学将文献学专业设置在中文系;有的则设置在历史系,形成具体的历史文献专业等。如果超越学科的界限,一定会有助于突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综合性和基础性特色,推动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对各相关专门学科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2.设立关于考古学及其成果类别的课程 自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后,迄今将近九十年,以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取得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毋需论证。作为国学专业的专门人才,要有一定的考古学知识,特别是对出土文书,要有一些基础知识(不是做专门研究,在大学本科没有条件做深入的研究)。对于国学院的本科生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那样,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进行田野考古,但是关于考古学通论、考古学方法、中国考古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等,开出若干课程,也是不可缺少的。 3.设立经学研究类课程 经学是国学的灵魂,儒家的“十三经”是国学的精髓。儒家的经书从西汉“五经”到东汉“七经”,到唐朝“九经”,再到宋代“十三经”,体现了古代社会不断扩大儒家经书范围的过程。历代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经学有关。儒家经书从读书人(士学)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记述。其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百科全书,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研究国学,不能不研究儒家的经书。当然,为国学院本科生开课,并不限于儒学,应扩大眼界,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若干本有关中国古代所谓“百家之学”的代表作,这很有必要。 4.世界学术之介绍 国学院所要培养的,是既有世界学术眼光,又有本国传统文化学术基础的专门人才。众所皆知,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流和相互借鉴,而且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些不可能在国学院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全部反映出来,有些也难以构成一门课程,可以通过“讲座”的灵活方式扩大学生的学术和知识视野。因此,我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经常性的“国学与西学讲座”,请不同学科的专家来做讲演,特别是这二者的交融,以及这方面的代表作,可以着重加以介绍。 在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时候,关注将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这个指导方针不可缺少。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将国学院的课程分为国学与西学各占一半,而是学术眼光、学术胸怀和学术素养的大问题。过去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的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 5.鼓励和引导国学院的学生关心和思考重要的理论问题 中华文化既包含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奔腾不息的巨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就把中华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论述。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