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中资机构期货交易监管进阶.docVIP

境外中资机构期货交易监管进阶面对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进行复杂衍生品投机的巨大风险,应构建和完善“对实体投资实行经常性审批管理,对金融产品投资实行特批管理,坚决禁止投机性投资”的监管架构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汇市波动剧烈。此轮危机以来全球外汇衍生品市场最大一宗亏损案例,竟发生在香港老牌红筹企业中信富泰身上。据其2008年10月20日公告,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已亏损155亿港元。而里昂证券在三天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该公司跟踪的所有上市公司的外汇风险敞口。其中,除了中信泰富,还有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湖南有色、中国高速传动等公司,均被指存在较大的外汇期货衍生品风险敞口。 境外国有投资的中资机构在期货交易中屡屡犯险,深陷雷池,给国家国有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影响到国家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期货、货币、汇率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这无不凸显出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进行复杂衍生品投机的无序与巨大风险,以及境外中资机构期货交易投资(投机)控制和监管的不规范、不到位。 因此,结合当前的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必要制订和完善境外中资机构从事境外各类期货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法规,完善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管理体制,尤其经常性、制度性的管理和规制的制定,已是极为必要和迫切。 不当衍生品投资当止 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策略不会改变。可以预期,境外中资机构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而这些境外中资机构在境外的期货交易现实需求也会陆续浮出水面。 大型企业在进行数额巨大的海外收购或其他投资项目时,由于付款时间较长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因而必须考虑本币及收购执行货币的汇率不确定性。为尽可能锁定成本,一般企业都会进行外汇衍生交易。如果这些外汇衍生交易仅仅是采用场内标准的套期保值手段,在其主营业务所必需的金额限度内进行,则可视为该境外中资机构的正常期货交易需求。但是,中资海外上市公司在牛市中手握重金,往往很难拒绝市场的诱惑,超出正常方式和金额规模的限制,进行杠杆式的复杂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其结果往往使该境外中资机构偏离主营业务,走上高风险的投机之路。 复杂衍生产品和普通的简单衍生产品创新(如资产证券化、股指期货等)有着很大不同。过于复杂的衍生产品因其创新过快,远超现有监管体制可容纳的框架,多在场外进行,非标准化且极不透明,弊端和风险显著,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冲击。 以使中信富泰惨遭滑铁卢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为例,交易者只需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数十倍的额度交易,本质上属于高风险金融交易,外汇价格正常的波动会因杠杆放大。 一旦投机失败,给国家造成的间接损失非常严重。一方面,在证券市场上,由于其理财水平低、信息披露不及时,一旦发生突然的巨额投资损失,容易使所在的海外资本市场对整个中资公司群体造成不信任感,由此引发中资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价群体性地脆弱易跌,以及市值呈马太效应大幅缩水。 另一方面,在国际汇率市场上,巨额的外汇期货合约到期若不平仓,则国家和从事交易的中国企业都要受影响,中资成分和中国概念的经济体的信用都可能被调低。这样的后果远比一起交易的直接亏损更加严重。 国有资产当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稳健投资为主,参与高风险投资乃至投机活动显然与其使命相悖。因此,对于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原则上应不得从事非主业投资,不得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除必需的实业投资和正常期货交易,对于境外中资机构非正常的金融衍生品投机行为,应该坚决禁止。 现有管理体系缺位 要严格控制复杂金融衍生产品投机行为,经常性、制度性的管理和规制极为必要,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境外中资机构期货交易的监管体系。但这方面,在现行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投资管理法规体系中是缺位的。 以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于1999年9月27日联合发布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管字〔1999〕311号)(下称《暂行办法》)为主体,《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外经贸境外企业审计监督暂行规定》《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券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共同构成了中国现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体系。该法规体系以产权登记、国有资本效绩评价为手段,构建了一套由境内投资者对境外企业进行日常监管和考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境外企业进行重大决策的管理模式。 境外国有投资中资机构进行必需的期货交易,属于境外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但《暂行办法》第十一、十二条规定,只有中央管理的境外企业对外进行超出该企业净资产50%以上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