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其反思-第1.docVIP

　　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其反思|第1 内容显示中 　官吏的腐败，既是一个共时性问题，也是一个历时性问题，绝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独有的社会现象。历代统治者为廓清吏治，曾推出过种种举措，“高薪养廉”即是其一。“厚俸养廉”之说首创于宋，其预设的逻辑起点是官吏的“贫困化”：若不予官吏厚俸，是很难促其廉政的。宋代是历史上俸禄优厚的朝代之一，同时宋代又是一个脏吏层出的朝代，厚俸能否养廉，历史给我们留下沉重的思考和经验教训。宋代的“益俸” 政策 优待士大夫是有宋一代的国策，体现在禄制上就是采取“益俸”政策，对官吏俸禄给赐优厚。宋立国之初，沿袭五代后周禄制，俸禄甚薄，至宋太祖下《省官益俸诏》，“益俸”遂定为国策。宋太宗继续执行“益俸”政策，增加食禄之给；宋真宗定职田之制及百官俸额，宋仁宗规范立国以来俸制，颁行《嘉佑禄令》，按官品定为41等。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禄令》确定以现金为核心，衣物禄粟职田等实物津贴为辅的双轨制禄制。如节度使月俸钱400千，月给禄粟150石，随身侍从衣粮50人，岁给盐7石。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各20匹、绢各30匹，冬棉100两；月给粟各100石，随身侍从衣粮70人，薪1200束，岁给炭夏季月100秤、冬季月200秤，盐7石，并月给纸、马料钱等。不满三千户县县令月俸料钱10千，禄粟月给3石、职田4顷等。宋神宗禄制改革，史称《元丰寄禄格》。新禄制较《嘉佑禄令》为高，俸禄名目亦多，如职钱、贴职钱、折食钱、茶汤钱、厨食钱、薪、盐、马料、茶酒、厨料、公使钱等不下20种之多，随官品高低而给。在这些各种名目的补贴中，职田是其主要构成成分，具有岗位津贴性质，往往高于正俸几倍，其至几十倍。职田租各地执行标准不一，受田数量和收入悬殊很大。以县令职田租入为例，自熙宁三年始，成都府知县为二百石；皇佑中，昆山县令为446石6斗1升（嘉靖《江阴县志》卷十六）。据《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的数据统计,从全国范围看，除两广、福建少数州县无职田外，“夫天下圭田，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到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凡有职田处，至少年收二三十斛，多至八九百。职田是外任官最实惠的津贴，而积弊尤深。无怪仁宗欲罢职田而不能。因此有宋一代，职田制能实行280年之久。 米粮盐菜是人日常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政府制定的救济费标准可作为衡量官吏生活水平的参照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载范纯仁的奏议称，北宋神宗七年开封府救济金为每日酱菜盐柴10文，口粮人支2升；南宋孝宗时，朱熹在一份奏折中称，“大人一斗五升，小儿七升五合，足为半月之粮。”（《朱文公文集》卷十六,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按此推算，体力劳动者日需粮2升，小儿半升，一般人平均1.5升。贫苦人家日需副食10文，县令日支30文亦属合理。县令之家以5口人日均耗粮1.5升计，一月需粮225升，副食钱4500文。因此，在正常年景，一个县令的俸钱和禄粟是足可赡给家人的。但是宋朝确有一些家境拮据的官吏，造成这些官吏贫困化的原因，一是家族制度盛行，官吏家庭聚集十几口、几十口甚至上百口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必然使得这些官吏的负担较为沉重；二是官吏无论贫富，均有一些显示身份的应酬、文化消费及其它相应的日用支出。因此，宋代部分官吏的贫困化，并不是政府酬劳制度造成的。 有宋一代，物价涨幅较大，以米价为例，北宋前期每斗约在30至60文范围内浮动[i]，中期已涨了一倍，达每升6至7文；南宋末年基本以15至16文为中心，浮动于12至25文间。[ii]涨价对官吏的基本生活会带来一定影响，但他们的禄粟是配给的，职田收入也是较稳定的。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十八载，南宋高宗时，对县令等亲民官有汤茶补贴11贯，尚不计其他补贴，仅此一项足以平衡副食品物资的涨价；洪迈《容斋四笔·小官受俸》介绍,在南宋后期的宋宁宗时，官吏俸禄已七八倍于北宋。物价并未涨过俸禄。因此，涨价所伤害的只是无业市民和广大农民。宋代的厚俸是史家共识。清人赵翼评宋代俸禄之厚曰：“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然而官吏们在具体操作中却置换了目的和手段的位置。高薪下的腐败 腐败虽是封建社会的痼疾和通病,但统治者在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总要提出一些口号或某种举措来抑制腐败。因此,我们在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文书结集----《宋大诏令集》中常常能见到最高统治者“体恤”下民的一些“恳切”之辞,如“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蠹耗下民。”因此政府对官吏优给俸禄，“夫厚禄食者，盖欲耸其廉洁”以砥砺清操，从而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