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体重儿影响因素病例对照探究.docVIP

低出生体重儿影响因素病例对照探究低出生体重儿是指出生体质量34岁的49人（25.93%），23~34岁140人（74.07%）；对照组分别为24人（12.00%）和176人（88.00%）。低出生体质量组大专以下文化程度151人（79.8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38人（20.11%）；对照组分别为122人（61.00%）和78人（39.00%）。低出生体质量组居住于楼房62人（32.80%），居住于平房及其他类型房屋127人（67.20%）；对照组分别为152人（76.00%）和48人（24.00%）。低出生体质量组孕期保健次数＜8次有145人（76.72%），≥8次有44人（23.28%）；对照组孕期保健次数＜8次12人（6.00%），≥8次188人（94.00%）。低出生体质量组孕妇丈夫每日吸烟≥6支77人（40.74%），＜6支112人（59.26%）；对照组孕妇丈夫每日吸烟≥6支36人（18.00%），＜6支164人（82.00%）。 2.2 单因素分析 2.2.1 文化及经济因素影响 对照组与低出生体质量组孕妇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教育水平越高，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越低，呈明显的线性趋势。住房面积＜50 m2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明显升高，住房为平房及其他类型的孕妇比居住于楼房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P0.001）。不同家庭收入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家庭年收入＜15 000元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高。无固定职业的母亲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明显高于有固定职业的母亲（P0.001），而孕妇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丈夫的从业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8）。 2.2.2 吸烟与饮酒的影响 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丈夫是否吸烟有关（P0.001），每天吸烟＞6支的丈夫，其妻子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明显升高。经常饮酒的丈夫，其妻子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亦明显升高（P0.001）。 2.2.3 保健及情绪的影响 孕妇孕期保健次数，首次接受健康教育的孕周及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与低出生体重儿有关（P0.001），其中孕期保健＞8次，在孕13周前参加孕期保健，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低；丈夫及孕妇情绪紧张焦虑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于情绪冷静及欢愉者（P0.001）；另外怀孕年龄＜23岁或＞34岁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也升高。 2.2.4 电视及电脑暴露的影响 低出生体质量组和对照组孕妇孕期看电视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03）；而丈夫在妻子孕前看电视的时间和孕妇孕期接触电脑的时间2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丈夫在妻子孕前看电视时间少，孕妇孕期接触电脑时间少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 2.3 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前进法引入变量，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定为0.05。选入方程的变量显示，居住面积小、孕期保健次数少、未接受健康教育、首次孕期保健周数大、丈夫情绪焦虑为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但丈夫看电视时间多为低出生体质量发生的保护因素。 3 讨论 分析结果显示，孕期保健次数＜7次和首次进行孕期保健周数＞13周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原因可能为孕期保健可发现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可采取相应对策，减少危险因素暴露。研究结果提示，加强孕期保健可有效减少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美国科罗拉多州孕期附加计划的研究结果相似。加强孕期保健应该作为减少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优生优育政策得到落实，特别是针对一些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及农村孕妇及有低出生体重儿发生危险的孕妇更应该加强孕期保健。未接受健康教育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健康教育可明显减少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其作用不容忽视。 在单因素分析中，低出生体质量组与对照组在孕妇就业与否、家庭年收入、家庭住房面积、住房类型、孕妇及丈夫教育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有固定职业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无固定职业的孕妇低，家庭年收入高、居住条件好、教育层次高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低，提示孕妇职业、年收入、居住面积、受教育程度为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影响因素，与Phung H关于社会经济状况影响低出生体质量的研究结果相符。可能经济状况好，家庭条件好的孕妇有更好的条件能在孕期获得营养和照顾，而社会经济状况差的妇女缺少必要的孕期医疗保健及充足的营养，导致低出生体质量发生率高。孕妇孕期情绪状况、丈夫的情绪状况与低出生体重儿发生也有关系，丈夫的情绪进入多因素分析方程，提示在孕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降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丈夫饮酒、吸烟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亦有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