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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 我国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之悖论 内容摘要：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比扩大的社会现象引发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其中尤以蔡昉为代表，本文正是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提出的我国现状中存在的两者之间的悖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和我国具体情况两方面探讨其内在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模型??? 发展经济学 也谈，源于“我国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悖论并非我创造性的个人见地，实际上，对于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比扩大的社会现象已经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眼球，为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各抒己见，其中，尤以我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为代表，所以，我——一个还处于经济学边缘的学生，或许只是基于对未知现象的兴趣激励，经历了一次“站在牛人肩膀上”的学习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甚至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李实、岳希明，2004）。如果说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话，我国在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个理论悖论的形成［1］。怎样更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对于准确理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状况，乃至改革开放的成果评价和今后的劳动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概况 按照劳动经济学角度定义，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自愿选择和迁移［2］。从微观层面上讲，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在于追求更大的预期效益，而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劳动力转移的诱导因素之一。拓展开说，一个典型的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产出和投入要素在个产业间的转移。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告诉我们，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通常产生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的效果。库兹涅茨（1989）认为，这种劳动力结构变化，“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而这又影响着收入的使用以及经济增长机制中的其他环节。”另外，林毅夫等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也验证了很多发展理论所认同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3］。 然而，这个假说却没有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得以证明，相反，改革以来，迁移或者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的却是同向扩大的趋势。首先，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迁移规模在1995-2000年高达13122.4万，其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为6563.4万人，占45.5%；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远程流动人口为4241.9万人,，占29.3%［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期一度缩小后又反弹为更剧烈的扩大趋势。根据《2008年统计年鉴》整理,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33倍,城乡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5］。 二、问题分析 对此，我国不少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各自见解，综合他们的观点和笔者的理解，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理论成立条件 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蔡昉（2005）等学者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并将其归纳为下面四方面［6］： 只有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迁移，才能够缩小城乡差距。那些表现在具有同质性的流出地和接收地之间的流出和流入，由于不存在两个地区或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工资率的系统差异，则不会显示出缩小差距的效果。 缩小城乡间的差异，通常是以接收地的拉力为主的。如果劳动力主要是被迁出地农民丧失土地、严重缺乏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恶劣的生活环境，则也不能够通过迁移使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 迁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归根结底靠的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拥有的产值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从不均等趋于均等，从而为人均收入分配的城乡均等化创造条件。 缩小城乡差距还依赖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行行为及其长期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抑制和歧视，是导致迁移往往单方面成为接收地福利改进活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