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DOC

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 柯荣住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标题注释】同丁利、钟鸿钧、李祥生先生的讨论使作者受益匪浅，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柯荣住，1977年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研究助理。 【内容提要】本文引进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在博弈论的框架内讨论城市的就业控制与城乡人口迁移，指出这时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内生变量，就业控制和迁移规模其实是由政府和迁移者的Cournot博弈均衡决定。然后文章分析了这种均衡在长期中的稳定性，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几种可能性特别是被锁定的条件，并用实证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了检验和修正，对城市就业控制制度及其变迁的经济绩效作出了评价。 【关 键 词】城市人口控制/城乡人口迁移/制度变迁/锁定 ????一、导论 ????自刘易斯等人（刘易斯，1954；拉尼斯、费景汉，1961）的杰出研究之后，二元经济成为发展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和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术语之一。与此同时，和二元经济密切联系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也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托达罗(1961)模型专门研究了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修正了劳动力迁移模型，把城市失业考虑进来，注意到人口迁移与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有关。但他没有考虑到制度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模型中人口流动规模是外生于制度变量的，从而也无法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人口迁移、城市人口控制制度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中，特别是转轨经济国家，城市化背后都伴随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在这些经济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往往不是正常的“二元”现象（注：纯粹由技术因素引起的二元结构被称为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结构（杨小凯，1997），它的一个逻辑结论是认为这种二元仅仅是分工的差别，不会带来太大的效用、或者说真实收入上的差别，尽管在刚开始分工时会出现收入差距。而在转轨经济中城乡差别之所以拉大，恐怕不仅仅是这种“自然”的差别，更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经济和制度落差造成的。），而是具有许多人为因素的制度扭曲。例如在中国，就是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为核心的户籍管理、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人为地隔离城乡的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形成二元格局。城市的人口控制制度被赋予特殊的含义：第一，建国初实行的“重型化”等现代化战略不利于大城市吸纳大量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剩余，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不得不关闭城门甚至遣散人口，即使是改革开放后，偏重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还未调整过来，其就业创造率仍相当有限；第二，重型化战略所需的资本无法由粗放型增长的城市部门单独提供，大量的积累来自隐蔽性转移农业剩余，政府高树城乡门槛以保证这种超强度抽调方式的进行；第三，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以保障农业生产上充裕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农业基础的稳固（注：60年代，连续三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使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由810万降至1963年的71万，减少90%；1980年比1979年粮食产量下降1166万吨，99.3万非农业劳动力又回到农业部门；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5年徘徊，又有近1000万非农业人口返回农业部门（见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四，可用来保护城市集团的利益专享以防止农民进城分享。????这些制度安排显然扭曲了要素流动，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尽管它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中出现松动，但至今依然存在并继续发生作用，而且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反复和波动。在这样的经济中，必须关注人口迁移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就业概率、收入差距、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要问，为何这种低效率的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变革的困难和契机何在？显然，需要从农民和城市政府的博弈局面和信息结构的变化中寻找答案。我们注意到由于追求利益的冲动，1980年以来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它对城市的就业控制制度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城乡人口迁移的经典模型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打算在托达罗(1961)模型的合理假设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改进的要点包括：(1)引进制度变量，认为农民在城市取得就业的机会不仅仅与既定技术下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关，而且同样重要的它还受城市政府制度性歧视的影响，它是政府就业控制制度的一个函数；(2)在博弈论框架中考虑政府的就业控制和农民的迁移行为，建立一个将人口迁移规模内生于城市政府的人口控制制度模型，然后分析在城市政府不知道迁移者的成本信息或人口密度的信息、进城农民可能知道或不知道整个人口迁移规模的博弈中，城市政府对迁移有何反应，其均衡点如何变动；(3)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考察这种均衡在动态过程中的稳定性，也即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制度控制水平对扰动的敏感程度，它的变迁路径、锁定和“合辙”的条件。实际上，城市就业控制制度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