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书法的常与变-高师大.PDF

經學研究集刊 創 刊 號 2005 年 10 月 頁 129〜16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春秋》書法的常與變 —論董仲舒、何休二種解經途徑所代表的學術史意義  楊濟襄 摘要 「常」與「變」──如何持常？如何權變？不只關係著《春秋》義法的展現，也影 響到經學家對於《春秋》記事方式的解讀。本文將以西漢董仲舒與東漢何休二人解經途 徑的比較，探討《春秋》今文家釋義成果的差異：西漢董仲舒在「即事取義」的治經觀 點上，從《春秋》如何寓「義」的角度去詮釋「微言」，而主張「《春秋》無達辭」。東 漢何休《解詁》，與董氏所治雖同為《公羊春秋》，但是，章句學風所致，何休《解詁》 重視《春秋》行文遣辭「凡例」的歸納，這種經文條例之整理，隨著「註經體」的版本 體式而流傳，被視為後世經學家研治《公羊春秋》的主要途徑。與東漢拘執於師法、家 法的經生相比，董仲舒的春秋學內容，代表西漢解經以「義」為宗的風尚，與東漢何休 以降解讀《公羊春秋》所慣用的文字條例並不相同。 何休之公羊學，實質上牽動著清代「經今文學」學術的脈絡。清末常州公羊學派尊 奉何休《解詁》為大纛，視條例之法為研究《公羊》經傳的最佳門徑，流傳至今，這個 觀念仍普遍影響當代治理《公羊》經傳的學者。然而對公羊學史而言，文例的歸納，並 非公羊一系學者詮釋《春秋》大義的唯一途徑。公羊學的確因為「方法論」的歧異，在 學派理論的建立上，產生了無法自圓其說的困難，猶如何休在 《解詁自序》所提到的 「有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本文上溯西漢董仲舒的解經方法，藉由董、何二人解經途 徑的不同，對於公羊學的「方法論」提出審視，重新思考：「章句解經」對於以口述評 論「屬事比義」為宗的公羊家而言，是否由釋義之分歧，進而影響世人對於公羊學的理 解，甚至決定經學史上公羊家不同的歷史地位。 關鍵詞：春秋、書法、公羊傳、章句、古學、方法論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129- 130 經學研究集刊 創刊號 前言 漢代經學家詮解經義，往往秉持著「經世務實」的態度，以「探求儒術」為最終目 的；尤以西漢以來蔚為「顯學」的春秋公羊學（西漢時人逕以《春秋》稱之）最具有代 表性。然而，除了文本的差異之外，對於經典的判讀、聖人義旨的解釋，研經釋義的結 果，也與解經途徑、治經態度、乃至政治利益所帶動的時代風潮息息相關；特別是經學 一旦被立為學官，對於先聖先王之道，若是各家見解有所分歧，連帶影響的不只是經學 文本的選定、博士弟子員的選拔、甚而由學風的更迭，決定了該學門往後千餘年的興衰 命運。東漢古文學派興盛，以公羊學為主幹的今文經學，一下子跌入谷底，衰落消沉達 一千餘年，至晚清才又獲得重視。然而學界對於公羊學的認知，卻普遍傾向負面，不是 穿鑿武斷、任意比附，就是歸因於齊學任誕縹緲的學風。如果公羊學的內容純然是「異 義可怪」，何以西漢盛世大行其道，甚至援引為斷獄？如果西漢公羊學的興盛的原因， 只是單純的爲政治服務而得到帝王青睞，何以到了東漢，這種服務再也得不到帝王的眷 顧？ 除了從今古文之爭等外在時局因素，來理解漢代公羊學的興衰之外，本文更想進一 步釐清的是，研讀公羊學的門徑，是否只有東漢章句學風下，今本十三經注疏所收錄的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何休注、徐彥疏）「條例式」解經一途？特別是，如果解經途徑 的差異，足以直接左右經典釋義的成果，上溯西漢董仲舒的解經方法，或許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東漢公羊學之所以走到窮途末路，乃至於到今日仍無法擺脫負面的形象，公羊 學的承傳與解釋，是否存在著「方法論」的問題。 清代學者孔廣森被視為清代公羊學中的異議，究其原因，皮錫瑞在《經學通論》裡 指出： 孔廣森…不守何氏義例，多採後儒之說，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