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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必须立足于资源环境基础——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雷教授访谈录 万丈高楼平地起。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而实现城镇化的最关键因素——资源环境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雷教授提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并规划出科学合理的宏观发展战略，谋划出百年大计甚至更为长久的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突出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最科学、最节约的资源消耗方式完成我国城镇化的伟大任务。 张雷教授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发展需求，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面临着来自国内资源环境基础的挑战。近年来频发的能源供应紧张、淡水短缺、耕地面积下降和重大污染事件等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能否建立牢固的资源环境保障基础，不仅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区域持续发展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记者： 请您谈一谈我国资源环境的现状是怎样的？ 张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不仅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空间组织结构，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国家资源环境开发的整体状态。客观地讲，我国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源环境基础。但是，不甚理想的资源要素结构、相对低下的人均拥有水平和长期开发造成的损耗，决定了我国长期现代城镇化发育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源环境基础方面的挑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或消耗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城镇的土地和淡水两大资源的直接占用或消耗所占的比重还不高，但在人类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诱发的物质消费法则下，全国城镇化发育的土地资源占用比例达到20%以上，淡水资源的占用比例达到30%以上。其次，尽管能源和矿产两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存在于点、线的空间形式，但其资源消费的80%及以上都发生在城镇系统范围之内。第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家城镇化发育的环境基础损耗或被占用程度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面状”形式（如二氧化碳排放和酸雨），而且存在于“条带状”或“线状”（如河流污染）以及“点状”（如工业和城镇固体废弃物排放，以及采掘业的地貌环境破坏）形式。因此，城镇化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基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作为人文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城镇与城镇化的发育代表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与之相比，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则具有明显的面状和非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资源环境保障就成为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例如，1982年~1992年，美国的城镇化人口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而城镇用地则以2.3%的速度增长。为此，美国在10年间大约有210万公顷的林地、150万公顷的农业耕地、90万公顷的草场和77万公顷的园地变成了城镇用地。在矿产品及能源供应方面，对于一般维持一座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每年所需的矿产品投入大约在2.5亿吨以上。显然，保障数量如此巨大的资源的长期而稳定的供应，是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和使命。 　记者： 您认为我国资源环境消费的特征是怎样的？ 张雷： 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主要体现为总量可观、结构不尽如人意、人均拥有量少和基础损耗高四大特征。 相对于国土面积和GDP而言，我国在可耕地、矿产和能源矿产等3个方面在世界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耕地占9%，矿产占10%，能源占8.18%。但是，以森林为代表的生态环境要素指标太低，只占世界总量的4.6%。淡水资源指标也表现出相对不足的态势。尽管我国能源和矿产两大要素在总量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在资源的保有质量方面却令人担忧。作为现代能源矿产的两大关键矿种，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能源矿产资源中的比重仅为7.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9个百分点。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更是明显不足。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工业化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拓宽了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迅速增长的资源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破坏在所难免，其中，以矿产消费的增长和大气环境的破坏最为明显。 能源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发育对能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我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一次能源的消费随着国家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呈现出快速增长，这种城镇能源消费的增长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我国目前一次能源需求的80%来自城镇。由于矿物燃料资源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收敛特征，因此，当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倾向于更高质量的现代燃料矿种时，国家或地区能源供应系统便会迅速突破原有的发育空间范围。一般来说，在现代化初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