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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因素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地位升迁 宋长琨 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在这454名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平均高官机会是0.28。在全部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49人登科年龄可考，他们的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有156人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是18年。登科年龄、任职时间与进士的高官机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进士的登科年龄与他的高官机会成反比，任职时间与他的高官机会成正比。在徽州进士中，任职时间14年以下者，其高官机会几乎为零，而任职时间超过30年者，其高官机会为0.88。年资之成为影响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关键性因素，是明代的官员考课制度所造成的。由于官员考课制度缺少清晰的、可操作的硬性标准，年资因素逐渐成了一个刚性的衡量尺度，进而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机会和政治前途。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官僚政治；年资；高官机会 引言 重视年资，是官僚政治体制下对官员选拔、考评、升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现象，无论中国古代传统的官僚政治，还是近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抑或当代中国的人事组织制度，官员政治地位的升迁，都与年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以官员的年资因素为研究维度，考察其对官员地位升迁的影响，对解读官僚政治的一般性特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明代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最为成熟的时期之一，关于明代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不过，政治史的研究关注点，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了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对明代官僚政治的总体建构、宏观走向关注过多，而对于不同官员群体的个别分析和个案研究尚嫌不足。明代进士在官场中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构成了官僚集团的主流，他们比其他途径和其他功名的入仕者具有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和更广阔的升迁空间，成为官场中一枝独秀的“清流”。进士既为如此重要的官员群体，而对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点。基于此，笔者选择明代徽州进士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进士的登科年龄、任职时间对其高官机会的影响，研究在传统官僚政治下，年资因素在官员地位升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明代徽州进士的任职履历，尤其他们历官的最高职务，在史书中有非常全面的反映。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只有3人任职履历未详。在所有记载徽州进士的材料中，关于其履历及官职的记载最为全面，其清晰和翔实程度是其他同级别的行政地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明代徽州进士中，又有至少149人的登科年龄和至少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这也为研究徽州进士的任职时间及其政治升迁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笔者相信，徽州进士的研究课题因为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研究这一群体的从政经历和任职情况，进行个案解剖，可以为明代政治研究提供具体、精确、可信的素材。 一、明代徽州进士的品秩分布 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从官至极品到不入流品，分布是错落有致的，我们以徽州进士历官的最高品秩（或称秩品、品级）为基准，给徽州进士的政治地位的升迁情况进行分类。关于品秩，《说文》解释说：“秩，积也”；“品，众庶也”。品秩所反映的是官员的等第和次序。它是“一种秩序和等级的区别，也是不同官吏各自具有的基本等级”。[18](p532)个最高品秩从何而来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最高官职，来推断他们的最高品秩。在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本文所列的官员品秩，是按照《明史·职官志》中关于不同官职相对应的品秩等级为标准的。有些官员虽然位居相应的官职，可能其品秩未到或超出了相对应的等级。例如，按照《明史·职官志》的品秩制度，把所有知县都视为正七品，所有知府都视为正四品，而不考虑个别存在的非正七品知县或非正四品知府的特殊情况。 其二，本文中所说的品秩是指其任职期间的最高官秩。有些进士因其在工作中获罪，或因工作失误而降职，使得他们最终官职与最高官秩不一致。比如永乐二年进士汪彦纯，由监察御史被降新会县教谕。[9]（[11]（[1]（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又说：其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1]（[2]（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1]（依据上述原则、标准和具体的操作方法，笔者对徽州进士的官职进行了全面考证，并对他们分属的品秩等级作出了划分。每个品秩等级的数量如图1所示。在总共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451名任职情况可考，另外3人任职未详。在451名任职情况可考的进士中，有8人未仕，即不曾担任任何官职，有5人的官职未入品。 在未入品的5人中，有翰林院庶吉士2人，观政进士2人，另有1人从事编纂实录工作。进士观政制度和庶吉士制度是明朝最有特色的官员铨选制度之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其基本规制为：“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其观政于诸司，各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