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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农门： 农民子女的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第一节　 研究发现 本书试图通过农民子女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与不平 等问题。 本书首先论证了农民子女社会分化和流动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 性， 探讨了渐进的非均衡改革对农民子女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可能影响， 提出了 “职业非农化－身份市民化” 这一农民子女社会分化流动的连续统， 并以此作为 透视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视角。 其次， 分别从整体的职业流动水平与模式， 农 民子女职业非农化、 身份市民化以及综合社会地位获得等方面对农民子女的社会 分化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和第三章利用职业流动表和队列比较法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职业流动水 平和模式的变化。 结果表明， 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总的流动水平及结构流动率迅 速提高， 但以相对流动或职业代际关联度测量的社会开放度在改革后相当长时间 内并没有显著变化， １９９５ 年及以后才有一定提高。 当然， 以职业代际关联为标 准， 我国社会开放程度在世界上的排位仍然非常靠前。 在流动模式上， 我国职业 代际流动以及初职－现职流动在控制了对角线上的继承效应后具有较强的对称 性。 较高职业地位出身的人进入较低职业位置与较低职业地位出身的人进入较高 职业位置一样难。 这种流动模式在队列间的差异很小， 流动模式不变而层面流动 水平自由变化的对数乘积层面模型， 甚至模式和水平皆不变的队列同质性模型都 能较好地拟合不同队列的流动表。 在此种流动模式中， 农民是距离其他职业最远 的职业。 其继承性近年来大大下降， 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不再继承父业； 但其开 １９６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放性没有显著变化， 农民仍然绝大多数来自农民。 与此同时， 管理及专业技术人 员、 办事及服务人员等高端职业的继承性有所提高。 以来源构成为标准， 我国各 个职业之间阶层性日益明显。 第四章深入分析了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及具体非农职业的获得情况。 首先， 研究发现， 职业非农化具有明显的年龄模式， 非农化集中在成年早期。 从年代上 看， 职业非农化风险水平自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有较大提高。 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职 业非农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越年轻的队列职业非农化的水平越高。 其次， 在职 业非农化的机制上， 教育和从军经历等个体变量， 父亲教育水平、 职业类型、 家 庭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变量有着显著的作用。 从各变量影响的队列差异上看， 个 体教育、 从军经历、 父亲的职业类型的作用越来越小， 而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在 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所增强。 再次， 在具体非农职业的获得上， 个体教育 水平及除父亲教育水平以外的家庭背景变量对获得较好职业的作用更大， 从军经 历对获得较低社会位置的工人类职业的作用较大。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 父亲 教育水平仅对获得工人类职业的促进作用显著。 最后， 队列异质性模型的结果表 明， 多数自变量对获得具体非农职业的影响在各个队列间保持稳定。 现职为非农 职业的农民子女到底从事何种非农职业主要受个体的教育水平、 从军经历、 性 别、 年龄等变量影响， 家庭背景作用较小。 第五章讨论了体制分割情况下农民子女的市民地位获得过程。 主要对初职单 位类型、 现职单位类型、 雇佣关系形式以及户籍登记性质进行了分析。 相对于职 业非农化， 农民子女在市民化方面进展缓慢， 分化机制更为稳定。 已经实现职业 非农化的农民子女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经济中， 获得非农户籍 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户籍非农化自１９６０ 年代以来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没有显 著提高， 农民子女中能平等享受城市市民待遇的为数不多。 在分化机制方面， 教 育对获得较好的市民地位方面的作用很大， 而且在年轻队列中作用有所增加。 从 军经历对进入国有或集体单位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影响越来越小。 家庭背景变量 对初职单位类型、 雇佣关系形式等因变量影响相对稳定， 它们对现职单位类型的 影响在改革早期相对较大， 它们对非农户籍获得的影响越来越弱。 第六章对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概念测量模型进行了改进， 将职业社会 经济地位、 工作单位性质、 户籍类型作为社会地位的测量指标以弥补路径分析忽 视测量误差、 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