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PDF

郑振铎与“五四”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 朱文华 【摘要】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先生（1898－1958）在“五四”以来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 的三大鲜明个性特点，即：“有计划的介绍”外国文学；把译介对象提升到对其作研究的层次；注重交流的双向 性。 本文进而探讨上述特点所形成的深层的思想原因：当年的郑振铎较之他同时代的新文学家，因坚持独立思 考而可贵地形成了辩证的文化理念，即在坚持文学的一体观（即“文学的全球化”）的同时，保持对于民族文化 的自尊与自信。 【关键词】 郑振铎 “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外文学交流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或称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进步，其主要标志之一，在 于造成了一个自觉的而又有重大成效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局面，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学迅速地实现现代转型。在这 一过程中，郑振铎先生（1898-1958）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更为突出，更何况他后来又是为崇高的中外文学（文化） 交流事业而以身殉职的。 本文拟着重探讨郑振铎在长期从事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所形成的鲜明的个性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这是 因为，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外文学交流的工作，有着切实 的启示意义。 一、“有计划的介绍” 虽然郑振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触带有偶然性和局部性，——他于１９１７年中学肄业后从故乡来到北京， 次年初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因课余常去该校附近的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读书，才得以接 触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苏俄文学的英译本），在深感兴趣之后，即着手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由此走上中外文 学交流之路。但是由于他敏锐地认识到， “我国介绍欧美文学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却从不曾有过有计划的介 绍，往往都是随手抓到一本便译，或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往往费了很大的力量只译些二三流的著作 ”。[1]因 此，当他1921年初毕业后以改行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契机而义无返顾地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 就结合自己的职业活动，有意识地积极地对开展中外文学交流工作，并且辨证地做到：一方面尽量地打开窗户， 拓宽渠道，以扩大译介面，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这种译介工作的计划性，既力求介绍的全面系统，又特别关注 所译介的作品本身的高水准与高品位。试看郑振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两个十年间（1917-1937）所做的的几 项重要工作： （一）在1921-1929年间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曾易名为《文学》和《文学 周报》）期间，充分重视对于世界文学的译介。据有人统计，这一系刊物先后总共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 282篇， [2]译介面无疑是很广的。 （二）在1923-1929年在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依据“文学研究会简章”所提出的“研究世界 文学”的旨趣，更是采用多种新鲜活泼的形式译介世界文学。据统计《小说月报》自1921年革新以来至1929 年终刊，共译介了39个国家的304位作家的作品804篇。[3]但重点则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那些真正的“名家 名著”，如在中国文学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批“专号”（重要的有“泰戈尔专号”、“拜伦纪念号”、“法国文学 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 24 （三）在1921-1931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出版文学小丛书的工作期间，又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 “共学社丛书-俄国戏剧集”和“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而同时编辑出版的“文学周报丛书”、“文学研 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等，也收有多种外国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上述几种丛书中所收的外国 文学（含俄-苏文学）的译本计有近百种之多；这些译本在短时间里的集中出版，既形成了系统性，又突出了重 点（俄-苏文学），由此为适应当时的中国新文学界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经验的需要而提供了 基本的文献资料。 （四）在1926-1927间年编撰出版的《文学大纲》一书中，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分为 四大卷共四十六章，首章以《世界的古籍》为题作概述，从第二章开始即上溯古希腊罗马文学，以后则按时间 与地区（国家民族）的划分，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民族）的重要文学遗产分别予以介绍，其中对欧洲十九 世纪文学的伟大成就尤为推崇，末章则论及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走向。从内容体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