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的财税思考 - 地方财政研究.doc

科研要报 2010年第5期(总第25期) 2010年5月1日 ●王振宇 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的财税思考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7175元和5153元，10年间年均增长10.6%和8.6%。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区域失衡和行业垄断等诸多问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当前，要求由政府主导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不足的呼声渐高。毋庸置疑地应发挥主要调节作用。 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的财税思考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王振宇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但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适度的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过大的分配差距，则会带来诸如贫困、社会冲突、低收入者丧失发展机会等一系列后果。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引发社会动荡、妨碍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枢纽，它主要通过汲取税收形式完成第一次社会产品的分配，又通过财政投入实现公共产品的第二次分配。财政分配的着眼点就在于通过运用财税政策工具，促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氛围。 当下，调整收入分配成为热议的话题，引致社会各界的多种解读。本文立足于财政视角，研究提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构想。 一、收入分配“失衡”的现实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20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0.48。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充分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这种差距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按收入法计算，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按现价计算，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51.2%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一比重远低54%—65%的国际通常水平)，而营业盈余则由23.3%提高到30.3%，生产税净额则由13.6%提高到14.8%，固定资产折旧则由11.9%提高到14.2%。2000年—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由此，近些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弱化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一方。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降低了居民消费能力，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限制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58.2%降至2008年的48.6%，下降了9.6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则由43.5%降至35.3%，下降了8.2个百分点。近20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我国明显处于偏低的水平。 二、收入分配“失衡”的财税原因探析 财政作为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分配、再分配重要手段，理应在收入分配调节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日益突出的收入分配问题，亟须从财税制度设计上查找原因。 1.提高财政“两个比重”政策取向“长期”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目标，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简称“第一个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简称“第二个比重”)，并以“20%”和“60%”为调控目标。历经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共享改革，相应扩大、提高了财政收入规模和比重，增强了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提高财政“两个比重”也是一柄“双刃剑”，超过了调整临界点之后必然丧失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进而产生“负向激励”的问题。道理很简单，“第一个比重”的逐步提高，其结果是国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