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晋至隋一统前的士族.doc

浅谈东晋至隋一统前的士族 我们大凡学过一点中国古代史都知道在东汉以来以大片的土地为基础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获得中央政府给予官位或爵位的优待，形成了具有稳定长期身份的大族势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势力。我们在初高中课本里面所涉及到士族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如，腐朽，荒淫，无所事事。我想说，这些评价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刘宋时代以后基本上腐朽落后的代表的评价基本上是适当的，然而在有些历史时期，士族也有不错的表现。今天我在这里写这边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多样的士族团体。 在上文中我们已对士族下了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是根据士族阶层存在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来说明的，按照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在西周时代就已经有了士族了，当时的楚国国君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我们习惯上都讨论东晋及以后的士族。接下来我们按照事物发展的产生----兴盛-----衰亡的固有环节来论述。 产生；在产生环节，我们也要分南北方来讨论 我们都知道一句谚语‘王与司马共天下’，这反映了王导为首的王氏实力在东晋政府中的影响力，当然当时的士族绝不止王氏一家，谢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家族，谢晋谢安就是杰出代表。在司马氏皇室在4世纪初遭到屠戮的悲剧命运中，琅琊王司马睿因在南方驻守的缘故而幸免于难。在战火纷飞的西晋末年，那些留守在南方的地主势力迫于例如李雄等流民起义的威胁采取了结寨自保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甚至是武装，当时的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立足就是靠这些士族的拥戴。当然除了本地的士族之外还有从北方逃来的士族势力，他们也因为过去的关系而获得厚待，也在南方积累实力，又恢复了他们作为士族的那种实力。 对于北方来说，形式则有所不同，由于北方受到五胡乱华的影响，老士族被残杀或逃亡，北方成为少数民族的天下了，北方的士族势力自然会面临一种大洗牌。他们的形成主要是靠战争掠夺形成，他们很多人就是走着如下的模式 但他们自身有着明显的落后性，进入中原之后仍然保持着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延续着那种奴隶主乃至酋长制度，无法适应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不高，难以积累大量的物资。加上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他们在一次大战中极易受破坏，难以恢复；两种文明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并且是一个落后文明统治先进文明，这些新兴的少数民族士族势力就极难在地方获得支持以安身。北魏时代的宗主督护制便可证明，那些宗主督护前身多为结寨自保的汉族老地主而不是新进入的鲜卑贵族。当然宗主督护的主体也不会是鲜卑贵族，因为宗主督护只是迫于时局所做出的结果，对于宗主督护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必然性鲜卑的统治者是清楚的，他们自然不会再像西周的分封制那样再分封一批新的地方势力，即使是同族同性汉族的八王之乱殷鉴不远，北魏的统治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北魏多次对代郡与平城的老贵族实例进行清洗与打压，尤其是在496年孝文帝毒死皇太子元恂这件事，有人说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实质上还是平城的老贵族诱骗皇太子搞割据，威胁皇权所致。 士族在南北方均有，但明显是南方强于北方，这是农耕文明的先进性所决定的加上南北方政治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论说士族的时候均只论说南方尤其是东晋与南朝的士族就可以理解了。 发展；在发展之中也要分南北方分地讨论。 我们仍然先讨论南方地区，当然士族主要发展期是在东晋时代，东晋以后的南朝士族基本上处于衰落阶段，所以在讨论南方士族发展的时候重点以东晋时代为例进行讨论。在东晋王朝的士族发展史上有三大家族，第一个是王氏，第二个是桓氏，第三个是谢氏，他们根大势大，从他们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出了经济实力加强，政治实力削弱的大趋势。从中央政权的情况来看，在317年---326年这十年内王导在中央担任要职，王敦驻守在武昌等战略要地，势力较大，晋明帝在位时王敦发动叛乱被平定；桓温的桓氏家族也是从地方崛起，在征灭成汉国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也走向了野心膨胀，践位九锡的道路，最后被谢安等人拖死，桓氏实力自此大降；谢安代表的谢氏实力也是当时可与王导家族并列的大家族，在淝水之战后威名显扬，然而最终招致孝武帝司马昌明的猜忌，给司马道子弄权以可乘之机。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大家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央乃至地方的影响力均削弱，他们的权力被两股人分割，一股是皇族，如司马道子；另一股是寒族，如刘裕。然而这些政坛上日渐式微的士族由于大部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过错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当时的有名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经济特权被保留了下来，如谢安的后代谢灵运，其官位明显不如谢安，然而仍保留着谢安在世时所获得的公爵爵位，所以谢灵运仍能在文帝元嘉年间游山观水，率领几百童子开山道，试想，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那么谢灵运有法维持这样的一种现实而豪华的生活吗？然而，这种政治势力下降，经济实力上涨的发展趋势定然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他们没有了政治势力，那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