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雇佣劳动的永恒与必然性.doc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可以相互转化，但在宏观和长期上始终保持泾渭分明和稳定的状态，只有在劳工阶层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愿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们才相信资产阶级是邪恶的，腐朽的，必将被消灭的。资本主义恰恰受制于商业周期，规律性地爆发危机，它让马克思相信这种制度内部之扩张与需求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深信，滞涨和供需矛盾只是资本和技术在取得进一步发展之前的矛盾总爆发，蜕变的力量必须先要撕裂并冲破旧制度的框架，才能占据领导地位，从形成新的秩序，原有框架可能保留，也可能被废弃，这却成为唯物史观衡量“革命”的标准，他们将矛盾的产生和克服视作制度垂死之前兆，而没有看见，每一次危机克服之后，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都更强大，反观以消灭阶级和剥削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阵营呢？不是转变（为富不仁），就是贫穷（贫亦不仁），它们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远远落后它们声称要去解放的“敌人”。你可能会说，起码中国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外观，国力强大，经济实力很快就要超越美国，但你不能肯定这一新的世界强权，是否真如它所宣传的，仍然代表工农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掌握在膨胀了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此二者又是“抱合”的，它们都不能从这种制度中获得归属感。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向西方转移财产的事屡禁不止，无产阶级专政下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是平分给无产阶级，也不是投资民生工程，而是大部分转向积累，小部分流向资产阶级控股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看似那么高，人民却没有获得多少实惠的原因，因为最广大居于劳动地位的无权者 – 无产即无权 – 无权参与经济决策，在一个实行经济管制的社会里，劳动者决定不了该有多少剩余转为积累，多少拿来分红，这些事由政府负责，而政府是个抽象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由掌握权力且不受法律监督的少数人决定，形式上他们的权力也是得到人民政权之授权的，就如希特勒和拿破仑也是由宪法按照程序选举出来的独裁者，尽管人民在立法授权以后不可能再有机会去监督和收回它，但在非法制社会的法律层面，授权立法将不会导致任何非法行为，就像罗马教廷一样，它永远合法，始终正义，因为它的道德与合法性是从这种非对称的法理关系中推导出来的。 雇佣关系之所以能稳固存在，并且似乎要延续到时间的尽头（除非发现可以使资源快速再生，无限循环的革命性技术，再以可控的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类劳动，不过这样一来，人类将彻底失去劳动和思想的价值，而被新形态的机器工业淘汰掉），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必须靠劳动来供养家庭，他们对雇佣关系的依赖程度超过所有资本持有者对金融奴役之需求的总合，激励他们勤奋工作，不抱怨社会腐败不公的动力不是爱国主义 – 永远不可能是爱国主义！而是社会保障制度和鼓励并维护自由竞争的法律给了他们有朝一日“晋升”到资产阶级的希望（首要目标就是先要成为小资白领），西方把制度化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命名为“美国梦”，这种梦想在中国也存在，只是还要受到繁琐，严酷的计划经济的限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宣称放弃了计划经济，如果这是真的，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并安逸地继续垄断着超过7成的社会财富）。社会主义将西方鼓吹的促进公平竞争的制度极端化了，它想要维持的不是机会平等，而是结果和道德上的平等，我们知道这套空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因为个体间天赋和“位阶”上先天的不平等，如果要用经济统制和法律保障他们的机会平等，就必须事实上造成其条件的不平等，所以说，哪怕是最为理想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知道这也不可能实现），也只会认为造成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后天的不平等，它是造成不平等和阶级战争的原因，尽管“集体主义”这个光辉的名词据说是为了消灭先天的不平等发明出来的，马克思是否明白，正是后天的不平等造成人世间大部分的苦难和邪恶，行政手段导致的后天不平等比自然演化形成的先天不平等的危害，要大数万倍，直接的历史证据是，强制的人民公社制度饿死的人口，要比封建社会天灾和腐败导致的减产或金融危机多得多。 奴隶制的精髓是在于对劳动，而不是人身的束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崛起时才发现的重大秘密，从此政治成了经济的婢女，受制于商业原则，宗教和法律都已不再拥有自我之独立原则。我们现代社会的经济奴役，只是在那么复杂和虚伪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并完善以后，才真正成为最稳固的社会生产关系，它用劳动力对雇佣关系而不是雇主本人的依赖，取代了封建宗法关系，你再也不可能用行政，法律，或军事手段将经济奴隶们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优秀的员工都谋求自主创业，除去完全成功者，他们所有人都要受制于与银行之间新的雇佣关系，从效果上看，私人业主只不过是银行家们的“雇农”，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他们等着国有银行“给政策”，他们要跟着那些金融寡头们的决策走，而且他们也理解不了这个决策过程，以及决策是基于哪些经济团体的利益需求